在美國漢學界，較早關注司馬相如漢賦創作思想的是華裔漢學家施友忠。在《文心雕龍：中國文學中的思想與形式研究》的導言中，施友忠將司馬相如對賦這一文體的認識根植於西漢時期的文學生態語域中加以勘查。施氏以為漢賦的出現為文學理論相對貧瘠的西漢時期吹來了一陣清風。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窒息了個體的批判與獨創精神。然而，批評反思的缺席並不意味著文學創作的蕭疏。在楚辭的影響下，這一時期出現了一種曲調優美、追求高度修飾性的新文體——賦。賦的產生促成了一種有別於“學問”的“文學”觀。[1]豐富的創作經驗是理解文學本質的重要條件，司馬相如的“賦心”就說明了這一點。司馬氏說：“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 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攬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施友忠認為在“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這一點上，司馬相如與莊子之間存在一種精神共同性[2]，這後來又在曹丕的“氣”的觀念中得以表達。
在此，施友忠將曆史脈絡的勾勒與邏輯關係的梳理有效地結合起來，將作為文學本原的曹丕之“氣”與莊子之“神”構成了一個流脈譜係，並創見性地將莊子的文學思想作為曹丕之“氣”的曆史邏輯起點，將司馬相如對賦的本質的認知視為由莊子到曹丕過渡過程中的重要一環。施友忠對此雖未展開論述，但提出的觀點無疑頗有創建。
上述司馬相如論賦的引文出自《西京雜記》，該書的成書年代和作者尚有爭議。結合《西京雜記》包含的文論觀點，美國華裔漢學家劉若愚認為，從作為辭賦家的司馬相如的具體作品來判斷，可能是司馬氏所說的。進而劉若愚運用西方文論對此進行了闡發，認為司馬相如的“賦心”說體現了“審美兼技巧概念”[3]。也就是說，它一方麵強調文學的感官之美，而在另一方麵則凸顯達到這種美的手段技巧。通過對美國學者艾布拉姆斯《鏡與燈》中藝術創作四要素理論的借鑒與改造，劉氏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分成形而上的、決定的、表現的、技巧的、審美的和實用的六類。其中所謂的“審美的理論”，即“認為文學是美言麗句的文章”，“描述文學作品的美以及它給予讀者的樂趣”。[4] 劉氏加工、援用西方現代文論的觀念與術語對司馬相如《賦心》中的批評觀念給予現代性闡發，賦予後者新的義涵。這種比附性解釋雖有時顯得生硬，但也不失為實現古代文論話語向現代轉換的可資參考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