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友忠的《文心雕龍：中國文學中的思想與形式研究》的導言涉及對揚雄漢賦批評思想的認識。施氏認為，揚雄是古典主義的倡導者。作為大儒、辭賦家與學者型的批評家，揚雄早年曾熱情讚頌司馬相如的辭賦，為司馬氏的創作才能所折服，認為司馬氏之賦“不似人間來”。揚雄非但是司馬相如的崇拜者，還效法其風格。施友忠認為此時的揚雄似乎能夠欣賞純粹的美與單純的愉悅，這說明揚雄意識到不可界定的直覺或者視界是所有藝術的來源。他將司馬的賦說成是“神化”，表明他認為天才是生成的而非學成的。[5]
然而後來揚雄對辭賦的態度發生了極大的轉變。在揚雄的傳記中，他被稱作一個“好古”之人。施友忠認為，“好古”表明了揚雄最終所要擁護與堅持的批評立場。[6]在《法言》中，揚雄不僅悔其少作，而且批評司馬相如之賦“文麗用寡”。他仿照《周易》與《老子》而作《太玄》，仿《論語》而作《法言》，無不寫得奇崛奧衍。熱衷於賣弄學問使揚雄受到了同代以及後代人的揶揄。例如，劉歆說他的作品“吾恐後人用覆醬瓿”；蘇軾說揚雄“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施友忠認為，古典主義思想對揚雄文學批評的影響是明顯的。[7]在此，施氏用文本細讀的方法來加以論證。
文本細讀是20世紀英美新批評派的一個主張，主要是對文本的語言、結構等因素審讀與評論。它要求關注文本本身的細節問題，對文本做深度介入。施友忠通過對揚雄一係列批評話語的細讀發現，首先，揚雄視孔子為一切靈感的源泉。揚雄說：“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他還說：“‘山陘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 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其次，揚雄視儒家經典為一切智慧的源泉。揚雄說：“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誌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進而，通過宣稱“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揚雄明確地將古典主義的批評標準放大為一套放諸四海的教條，限製了後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作家與批評者的創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