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國家對中國文學的介述始於英國，這與英國在作為殖民帝國的時間坐標上的位置有關。雖然一些中國典籍在17—18世紀已傳入英倫，但幾乎無人能夠閱讀。19世紀初，大批來自英國的傳教士、外交官員、商人與旅行者進入中國。他們不僅帶回了許多關於中國的信息與圖書資料，也開始加強對漢語文學、中國知識與社會狀況的關注，並出現了一個“前漢學”時代。[1]這一時期對中國的介紹與研究基本上還是以自發、零散的形式來表現的，最初的那些研究者並沒有固定的學科專業職稱，幾乎都是“業餘漢學”（amateur sinology）專家，研究所用的圖書與資料也多依賴於自己的收集[2]，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小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艾約瑟（Joseph Edkins）、金斯密（Thomas William Kingsmill）、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理雅各（James Legge）、威妥瑪（Thomas Wade） 等無不如是。早期的這種自發性研究往往具有初階性，偏向於資料的編輯與情況的描繪，除了少量撰述以外大多較為表淺。但也有一些好處，即不受某一專業的規訓與限製，可以將中國學作為整體來觀照與研究，而這種特征，直至20世紀中葉，也一直影響著英國漢學的基本間架與研究向路。
隨著漢學課程及漢學教授職位的設置，亞洲學/漢學研究機構的建立和專業性研究刊物的創辦，英國漢學始被納入組織化與建製化的程序之中。1825年成立的倫敦東方語言學校（London Oriental Institution）是英國國內第一所教授漢語的學校。1837年，倫敦大學學院設立了首個由牧師基德（Rev.Samuel Kidd）擔任的漢學教席（professor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1845年，倫敦國王學院始設與倫敦大學學院同名的漢學教席。1875年，牛津大學設立漢學教授席位（professor of Chinese），並薦著名漢學家理雅各出任此職。1888年，劍橋大學以選舉的方式產生了第一位漢學教授（professor of Chinese）威妥瑪。大學教席的設立標誌著專業化漢學的出現，從而將漢學研究推向了新的軌道。當然，還不能高估這些教席在早期漢學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更不能斷言在大學體製以外就不存在漢學研究。事實上，在一個很長的時期中，兩種軌道依然並存，即自發性研究與體製性研究平行發展的狀態。19世紀初至20世紀早期的那些著名漢學家，基本上仍是在學術體製外成長起來的，在獲得較高成就之後才受聘擔任大學教授的職位，甚至直到1920年，牛津大學在聘選第三任漢學教授時，還是相中了此前長期在中國底層從事傳教活動並有豐富著述的“業餘學者”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3]再者，從早期漢學教席的名稱上看，所謂的“professor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或“professor of Chinese”雖然是依據基礎教學的規劃來設計的，但並非狹義的學科稱謂。除了當時的“文學”概念與後世狹義的文學概念有別以外（可見後文），另如19世紀至20世紀初榮膺此教席的著名學者道格斯（Robert Kennaway Douglas）、理雅各、威妥瑪、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蘇慧廉、莊延齡（Edward Harper Parker）等，主要成就雖與漢語研究有關，但並不局限於中國文學研究，而是均有廣泛的學科興趣與造詣（又以漢語研究、辭典及目錄編纂、宗教學、政治學與文明史研究等為主）。一部分漢學家翻譯了一些文學經籍或寫過文學研究方麵的著作，但那也僅是他們全部“漢學”研究成果中的很小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