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英國與北美作為一個相互關聯的漢學整體來考察是很正常的，這首先是因為兩大區域所使用的語言是一致的，信息的傳播不需要任何翻譯手段的中轉，同時也在於曆史上延續下來的兩地在族性文化上的相近度及其他多方麵的緊密聯係。具體地看，英、美兩國在華的傳教事業（對漢學有重大的影響）從一開始就是以互助的方式展開的，即便如1832年麵世的《中國叢報》，也是由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在英人馬禮遜的指導與支持下創辦的。[20]白瑞華（Roswell S.Britton）在對該刊20年間的供稿者的考察中甚至發現：“雜誌撰者的名單其實就是一份當年在華英美漢學家的名單”[21]。兩地的密切關係也見於學院式研究中，從一開始，英美學者之間就已相互參閱與援引對方的成果，在這個特殊的空間中，似乎並沒有任何可以介意的屏障。兩地學術成員的相互資學與職位流動也是常事，可舉較近的幾例說明之。例如，對費正清（John Fairbank）確立其“中國學”研究方向產生最大影響的兩位重要人物便是當時在美國做訪問學者的英國教授韋伯斯特（Charles K.Webster），與費氏赴牛津就學期間對其直接指導的霍斯·貝洛·馬士（Hoses Ballou Morse）[22]；儒蓮獎獲得者、美國著名漢學家德效騫（Homer Hasenflug Dubs）在1947年被聘任為牛津大學漢學教授，遂進入英國漢學家名錄；中國文學研究名家韋利的學生白之、韓南在20世紀60年代都從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去了美國執教。當然，這些也僅僅是一些例說，兩地漢學與中國文學研究等的交流在實際情況中還要密切得多。
美國作為新興的殖民帝國，與中國的接觸比英國晚。這也決定了其漢學起步會落在英國之後。當然，更為重要的是，誠如一些學者已指出的，在19世紀，甚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的漢學更多的是效仿英國發展起來的，這反映在漢學的基本構架、思路與方法等方麵。加之許多重要的漢語文獻已被英人迻譯為英語，也為美國學人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以此而言，至少在19世紀，美國漢學在文學史譯介等方麵沒有太多可述者。以中國文學為專題的著述目前可見的僅有傳教士露密士（Augustus Ward Loomis）所撰的《孔子與中國經典：中國文學讀本》 （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Classics：On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ture，1882）[23]。此書前兩章介紹儒家的史書及“四書”，第三章介紹了十幾種儒家書寫的文體（含短文、碑誌、諺語、格言等）。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其大致可歸為一種專題性介紹。此外值得一提的還有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dom，1848）中所設的“中國的雅文學”一節，以“四部”為名逐節分述，並列舉了歐洲學者尤其是德庇時對漢文詩歌、小說與戲劇的英譯情況。丁韙良（William Martin）兼涉文學的漢學著述有《中國人：他們的教育、哲學與文學》 （The Chinese：Their Education，Philosophy，and Litters，1881）[24]、《中國知識，或中國的知識階層》 （The Lore of Cathay，or The Intellect of China，1901）[25]。兩書有一些共同之處，即均將筆墨集中在對傳統中國知識體係的介述上，並將文學作為整個體係的一部分。這與丁韙良長期擔任同文館與京師大學堂西學總教席的職務有密切的關係，由此他又稱這些文字為“Hanlin Papers”（翰林文集）。丁氏兩書的文學介述部分有許多重複之處，並多聚焦於對各種書寫文體（如詩歌、散文、書信、寓言等）的分類描述上，目的是使西人對中國文學書寫有初步的了解。比較特殊的是丁韙良的敘述有三處提到了孔子的詩學觀[26]，也可看作美國漢學對中國文論的最初援引。從中也可見，無論是衛三畏還是丁韙良，他們對中國文學的介述都是被安置在整個大漢學譜係之中的，並沒有顯示出對文學的獨立關懷，因此也不可能進行深入與專業化的研究，這與早期英國漢學的知識取向是基本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