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以上的追溯，我們大致可對中國文論研究在英美的展開曆程有一個概覽。這個曆程由兩大進階構成，從外部來看，表現為從大漢學至文學史研究，再至文論史研究的進階；從文論研究內部看，則又表現為從“理論的研究”至“理論的詮釋”，再至“理論的建構”的進階。兩大進階又共同刻繪出一條文論獨立與“理論”自身不斷攀升的運行弧線，從而展示出在英美漢學語境中中國文論言說譜係逐漸構型的曆史。當然，這種單線式的描述僅是就一種趨勢而言的，並不代表實際場景的全貌，也並不等於在某一階段，比如說在第三階段上就不存在前兩種模式的研究。各種模式仍然有自己展開的進路，並一同構成了20世紀70年代之後的文論繁榮。與之同時，批評或理論從文學史中徹底分化出來的提法也隻是一種理念的倡導而已，實際的情況更為含混與多樣。此外，既然在英美的學術建製中從未出現過“文學理論”這樣一種學科安排（像中國那樣），那麽文論研究與文學史研究兼治的情況也是普遍地存在於多數學者身上的，文論研究始終隻是作為一種獨特的“話域”而非獨立的“學科”處身於文學研究的範疇之中。
英美文論研究界的理論闡釋與理論建構活動經曆二十多年之後，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已趨降衰，這與該模式在學理上存在的各種局限及整個北美的學術風氣轉向皆有關係，後者主要表現為以“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為代表的各種新探索在近年的湧現。這也已為許多漢學家所述及，遺憾的是國內反應還略顯遲緩，因此在介述時難免出現誇大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研究的現象。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此前的理論探索是不重要的，而是應當看到，每一種探索均有自身的價值與曆史的必然性。同樣，也不意味著理論是沒有意義的，隻是目前的研究所依據的是一種新的理論形態及被語境的論證有力限定的探索。[65]限於篇幅，關於這一新的趨勢對文論研究帶來的影響，隻能允我在下一節做更為詳細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