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康宜教授指出，《花間集序》“明陳‘詞’的定義，視之為獨立的文學文體，從而又加深該書的意義。《序》所論，實為詞學濫觴”[13]。因此，作為目前所見到的第一本詞集《花間集》與作為“詞學濫觴”的《花間集序》，其於文學史和文論史上的重要價值都會受到學者的高度關注。田安所著《〈花間集〉的文化背景與詩學實踐》[14]，從《花間集》成書時的文化背景介紹到對重要詞人詞作的分析，都很詳細，並且顯然也受到某些當代流行的文學研究模式的影響。田安強調，詞的產生有其特定的背景，包括了蜀地獨特的地域文化、宮廷文化、唐代的浪漫文化，及更為具體的音樂與歌謠等樣式。這些對詞的風格、內容和修辭、敘事等都產生了重大影響，而“花間詞”就是在這個土壤裏生長出來的產品。與之相關，《花間集》集中體現的詞學思想也應結合這一背景才能得以理解，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田安以“從模仿到創新”為題，在第四章中對歐陽炯的《花間集序》做了分析。田安認為：“像原來的那些文學理論家一樣，歐陽氏也把藝術當作對自然的模仿。”[15]但其在序中又雲：“鏤玉雕瓊，擬化工而迥巧；裁花剪葉，奪春豔而爭鮮。”其中，“巧”（artifice）與“工”（craft）指的是藝術匠心的運用。因此歐陽炯的觀點又與以往不同，認為人工所為的藝術可以媲美（“奪”）自然。作者認為，歐陽炯的序言“雖然是對‘詞’進行辯護的重要文獻，但卻無意把詞確定為一種獨立的文類，他的目的是要通過該詞集，把他所在的宮廷描述成一個純粹的文學場所，同時也試圖保護詞的地位，認為這些詞作是蜀地審美精華的代表”[16]。歐陽炯所強調的是文學作品的娛樂功能，這與其他一些選集的目的不同：別的選家認為詩歌的價值在於揭示詩人對國家的道德性責任，而歐陽炯則試圖把價值置入詩人自身：他們自身的高雅與才華表現在其作品之中，從而再現了他們那個“有教養的社會”[17]。田安說，正因如此，歐陽炯才在序言的開篇就指出，藝術高於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