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宋代的詞論，蔡嵩雲嚐曰：“兩宋詞學，盛極一時，其間作者如林，而論詞之書，實不多見；可目為詞學專著者，王灼《碧雞漫誌》、張炎《詞源》、沈義父《樂府指迷》、陸輔之《詞旨》而已……《漫誌》追溯調源，敷陣流派，亦未仍作法。《詞旨》廣搜屬對警句，而詞說則甚簡略，且不出《詞源》範圍。於詞之各方麵均有翔實記載者，莫如《詞源》一書……《指迷》雖隻二十八則，而論及詞之各方麵，其重要與《詞源》同。”[30]可見宋代雖然詞作豐富，但真正意義上的詞論專著卻不多見。如蔡氏所言，可為兩宋詞學代表者，首推《詞源》與《樂府指迷》。兩書蘊含的文學思想也引起了一些漢學家的關注。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方秀潔在《吳文英與南宋詞》中對張炎《詞源》、沈義父《樂府指迷》及清代周濟所著《介存齋論詞雜著》等的研究。孫康宜在《北美二十年來的詞學研究》一文中指出：“就詞學研究而言，方教授的貢獻在奠定夢窗詞‘間接表現法’（poetics of indirection）的藝術性。她一麵指出張炎《詞源》所謂‘七寶樓台……不成片段’的理論訛舛，一麵又肯定了沈義父《樂府指迷》擺脫傳統偏見的卓識。總之，方教授功在文學批評與欣賞。”[31]
方秀潔認為《詞源》與《樂府指迷》既有相似的理論基礎，又有不同之處。“前者強調和闡發了後者的某些概念和特色，而實際上卻持一種與吳文英的詞風和沈義父的詩學相反的主張。”[32]沈義父開明宗義地提出了詞作四標準：“蓋音律欲其協，不協則成長短之句；下字欲其雅，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用字不可太露，露則直突而無深長之味；發意不可太高，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33]方秀潔認為，第四條可歸於第二條之下，因為二者都與語言和表達方式相關。“不露”雖然以詩歌如何使用開始，關注的卻是再現時所使用的語言的理想方式或方法。而第一個標準講的是音律，中國音樂的傳統實與詩詞的傳統有一脈相承的關係。[34]在具體討論詞的傳統時，方秀潔認為，“雅”才是南宋詞學的核心內容，而“雅”與“樂”又密切相關，即所謂的“正聲”“雅樂”。[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