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唐代複古文士的看法一致，宋初的文壇領袖範仲淹也突出強調了價值觀的優先地位，認為“學道先於學文”。但對“道”之理解，複古派人物又各執其見。例如，範仲淹所理解的聖人之道是與社會政治相關聯的，即古人之道易行是因為聖人隻關心有益於社會之事，堅持要求人們按照在聖人眼中人類存在的實際狀況來思考價值之所在。對石介與孫複而言，聖人之道是關於普遍的倫理標準的學說。章望之認為真正的道德秩序必須建立在內心和倫理之上。胡璦鼓勵學生在自己的學習和國家政治及私人生活之間尋找結合點。而歐陽修則否認人是道德自足的，尤其在其思想的成熟階段，他提出了“普遍”隻有針對“具體”才能存在，以故不應該放棄變化至今的傳統來認識古人。進而言之，歐陽修甚至認為“‘複古’和‘聖人之道’不過是一些空洞的口號” [3]。這些不同的表述，使得宋代古文運動呈現出更為多樣的麵貌。
對於宋代古文運動的繁興，包弼德也從對文官和科舉製度的改造上來加以理解。在包氏看來，直至1071年，進士科考試一直是以文學技巧的高低作為選擇標準的，因此宋初學者的造詣多偏向於文學而非經學，但也出現了一些變化。總起來看，在北宋的最初數十年，“‘文’是政治與‘學’兩個領域共有的價值，這奠定了北宋思想史的開端。而朝廷學術那種綜合的風格與古文坦陳道德之間的區別，是北宋思想史的另一個開端”[4]。從後一方麵的情況看，正是古文之學以及古文作家充當政治與社會變革的鼓動者角色，奠定了11世紀宋代思想文化的基本議程。例如，宋初範仲淹在提出“救斯文之薄”，及強調“文章之道”對社會風氣的影響的同時，就強調了改變科舉製度的重要，並請求朝廷在科試中推廣六經之學，認為可借之而使士人脫離近世文風，重返先王之法度。範仲淹的政治地位使他有一大批追隨者，從而形成了“開風氣之先”的局麵。範氏政治上的成功是古文運動得以推進的主因之一。他將文學理念改造與社會體製（如科舉與出仕）的改變結合在一起，使“古文”成為文人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重要途徑。這也將有助於理解“為什麽在1022年新帝登基時，範仲淹能夠團結其他人致力於他的事業”[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