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包弼德看來，為對古文運動有深入的了解，就需要細致地梳理參與者的思想狀況，尤其是他們之間的思想異同，從而呈現出他們為古文運動所設定的目標與話語的多樣性。王安石認為古文要實現的便是共同的價值觀，從而造就一種共同的文化，對這一理念的遵循也意味著一個寫作者掌握了最根本、最首要的東西。司馬光年輕時亦是古文作者，但與王安石的理解不同，他認為古文不過是另一種文章風格，因此古文家所描繪的圖景，既不新鮮也不值得推崇。但他們都相信，世界的秩序有賴於完美的製度。王安石希望統一士的價值觀並使之與政府聯係起來，因此他在新法時期積極擴大學校體製，試圖推行全國統一的課程，增設官位，使官僚機構規模幾乎增加了一倍。司馬光則致力於官僚製度的合理化改革，以便使文官體製更為有效地成為政府統治的工具。
但無論在政治上有多大分歧，他們二人都以“上古”為楷模，隻不過對“上古”的看法有所不同。王安石所謂的“古”是指自足和自我賡續的體製，也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才能之士屬於這一體製的一個部分；而司馬光的“上古”是和皇權統治相一致的，在皇權統治中，政治的穩定需要勸說和強迫人民各安其位。“等級、界限和限製，是司馬光的世界的顯著標誌。”[6]包弼德認為，他們的政治主張同樣反映在對“文”的態度上，王安石相信“做文”等同於“學道”，而司馬光則希望將文學從嚴肅的學術中排除出去，認為文學活動對“為政”沒有真正的價值。包弼德沒有具體評價王安石和司馬光執政期間對古文運動的明確影響，但他似乎暗示即使是強調“文學”重要性的王安石，也不是將複古作為最終的目標：他更注重個人與社會之間潛在的統一。為文的危險在於把不朽的價值與特定的形式等同起來，因此，如果時代不同了，那麽模仿行跡就等於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