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吉瑞也對袁枚的詩歌創作進行了一些分析。他認為袁枚既反對隨意的模仿，又注重向古人學習。在創作過程中，袁枚注重修改。改詩難於作詩，袁枚稱：“詩必一字，判界人天，非個中人不解。”在寫作過程中，袁枚主張“能速不能遲”。對於修辭，他則講究去陳言，出新意。袁枚也不反對用日常俗語，不過施吉瑞關於袁枚用典等問題的談論也是敘述多於議論，不再贅言。對一些有趣的術語，如“翻案”“空”等，施吉瑞也隻是泛泛引用說明，並沒有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施吉瑞專列了一個小節談論袁枚和袁宏道的關係。公安派與袁枚均主張抒發性靈，也都強調作詩要“真”，要“新”。但施吉瑞認為袁宏道論詩的派別之見更深，而袁枚與袁宏道最大的不同則在於，他們對形式與修辭的地位看法不同。袁枚注重形式，袁宏道則認為“質勝於文”，因此並不重視技巧。“袁枚的文學理論更似楊萬裏，雖然他與袁宏道均受佛學影響，但楊萬裏更注意靈感與個體的平衡、形式與修辭的平衡。”[73]
關於詩歌評價，施吉瑞認為袁枚不喜偏狹的評論，認識到不合口味便斥為劣作是不可取的批評方法。這裏有趣的問題在於清人的“唐宋之爭”。施吉瑞注意到袁枚具有開放意識，“論詩隻論工拙，不論朝代”。為此，他反對用時代的標簽進行大而無當的詩歌批評，所以他對宋人詩歌的評論也較為公允，既讚其成就，也細數其詩之流弊。例如，袁枚對東坡詩有讚譽也有批評，認為“東坡近體詩少醞釀烹煉之功……絕無弦外之音，多趣而少韻，蓋天分高，學力淺也”。袁枚不喜黃山穀詩，亦不喜王安石，最推崇的是楊萬裏。他對王士禎的態度也很明確，有褒有貶，認為：“阮亭主修飾，不主修辭，觀其到一處必有詩，詩中必用典，可以相見其喜怒哀樂之不真矣。”但他又承認：“阮亭先生自是一代名家，惜譽之者既過其實，而毀之者變損其真。”袁枚對浙江學派的批評非常嚴厲，朱彝尊反對嚴羽“詩有別裁，非關學也”的說法，強調學識，袁枚卻認為他的詩“數之可盡，味同嚼蠟”。關於另外兩位著名人物——沈德潛和翁方綱，袁枚認為沈“好談格調，不解風趣”，“詩在骨不在格也”；更厭翁方綱，“首先他認為翁方綱在堅持儒家詩歌正統方麵不如沈德潛，翁氏‘肌理’之說更使袁枚感到不安。所謂肌理之說，即強調學識，翁氏受曆史考據學問之影響，其詩歌也充滿了賣弄學問式的典故”[74]。施吉瑞由此總結說：“袁枚反對區分古今，不喜唐宋之爭，讚賞易懂之詩；不喜儒家正統，推崇文學方法的最大可能性，反對以李攀龍和王士禎為代表的明清保守主義潮流，嘲弄同時代詩人的‘嚴肅’思考，認為他們忽略了湘水和武夷的世俗之美。”[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