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才、學、識的關係
施吉瑞也討論了袁枚對於才、學、識三者關係的看法。他評論說，袁枚認為“才”是天生的。“與詩遠者，雖童而習之，無益也。磨鐵可以成針，磨磚不可以成針。”才是情的表達和所有創作的基礎。想象即天才，而天才具有超越性。但是“學”同樣重要，他引袁枚的話為證：“詩，如射也，一題到手，如射之有鵠，能者一箭中，不能者千百箭不能中。”“其中不中，不離‘天分學力’四字。孟子曰：‘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至是學力，中是天分。”[66]因此，他反對嚴羽“詩有別才，非關書也”之說。學可以使詩人脫離鄙俗之氣，但絕非賣弄學問。相反，施吉瑞看到，袁枚認為18世紀詩歌的一大缺陷就是有“太多學問”。“餘嚐謂魚門雲：‘世人所不如古人，為其胸中書太少。我輩所以不如古人者，為其胸中書太多。’”許多“學問”之詩缺少才情，同樣也缺少“識”的能力。“‘識’指的是在特殊情形之下分辨出什麽是合適的能力……與袁枚同時代的許多學者都是飽學之士，也深具文學才能。但是，他們缺乏‘識’，從而不能理解寫作背後的統一性，不能恰當選擇哪些學對詩歌是合適的，最後隻能為他人而犧牲自己，為古人所遮蔽，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目標。”[67]
施吉瑞還注意到袁枚對“讀者”的關注。袁枚認為，讀者應該具備一定的語言知識、文學背景，並認為對詩歌的理解還有賴於讀者的生活閱曆。施瑞吉從中發現了和英美新批評的某些相似之處。袁枚在《程綿莊詩說序》中說：“作詩者，以詩傳；說詩者，以說傳。傳者，傳其說之是，而不必其盡合於作者也。如謂說詩之心，即作詩之心，則建安、大曆有年譜可稽，有姓氏可考，後之人猶不能以字句之跡，追作者之心，矧三百篇哉？不僅是也，人有興會標舉，景物呈觸，偶然成詩，及時移地改，雖複冥心追溯，求其前所以為詩之故而不得，況以數千年之後，依傍傳疏，左支右吾，而遽謂吾說已定，後之人不可複有所發明，是大惑矣。”根據這段話，施吉瑞評述：“很遺憾袁枚沒有進一步發展這些觀點，它們和20世紀新批評非常相似。但是，他聲稱讀者有義務依據自己的知識理解作品，而不是受作者寫作意圖的約束，因為即便作者在世，也未必能講清意圖何在。這公然違背了東周以來的考據傳統。對袁枚來說，詩歌自身有其生命，獨立於作者之外。理想的讀者的任務，就是發現詩之生命。”[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