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吉瑞認為，袁枚對文學的功能問題尤其關注。“如同時代其他詩人一樣，袁枚對傳統儒家文學理論對倫理和政治的強調並非完全排斥，有時他似乎采納了比較古老的觀點，即詩歌有助於對不良情感的控製，因此也有利於儒士的自我教養……袁枚還承認，詩歌對某些人會產生好的道德影響。”[58]施吉瑞認為，袁枚論詩重“興”的功能，“聖人稱詩‘可以興’，以其最易感人也”。這種對“興”的強調，在袁枚的詩話中是較為常見的。“詩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諸身而足矣。其言動心，其色奪目，其味適口，其音悅耳，便是佳詩……惟其言之工妙，所以能使人感發而興起；倘直率庸腐之言，能興者其誰耶？”施吉瑞認為，袁枚雖引用聖人之言，卻並非強調道德倫理，而是強調由詩感發而興起的情感。比如在另一則中，他說：“萬華亭雲：‘孔子‘興於詩’三字，抉詩之精蘊。無論貞**正變，讀之而令人不能興者，非佳詩也。’”[59]
在施吉瑞眼中，袁枚並非拒絕對詩歌進行傳統解讀，而是認為對詩的解讀與作者的道德品質無關，“六經”之所以傳世也與其是否“載道”無關。“袁枚不是要推翻儒家的倫理道德，而是強調‘六經’之風格。”[60]“對袁枚而言，詩最主要的功能在於能被欣賞及其與其他感情方麵的聯係。‘餘常謂：美人之光，可以養目；詩人之詩，可以養心。自格律嚴而境界狹矣；議論多而性情漓矣。’”[61]施吉瑞評論說：“袁枚把詩看作不朽的情感，這已足具創造性；他對儒家倫理的拒絕，使他對‘詩言誌’這一批評傳統進行了根本性修正。”[62]他把“詩言誌”傳統帶入“詩言性靈”之中，由此可見，性靈雖然具有倫理道德的內涵，但袁枚是第一個否認性靈僅帶有倫理道德意涵的人。袁枚所謂的“詩言誌”，可能會與理學的理解有相通之處，但卻從倫理道德的狹小範圍走了出來。也許詩具有政治或社會用途，但詩更主要是為了愉悅情感、表達內心自我而被創作的。[63]相似地，袁枚雖不認同儒家的說法，認為詩人創作的主要目的是教化或政治，但卻認同儒家的另一種說法，即理想的詩人不可妄自尊大，要有內心的平靜和對他人的熱情。同時，施吉瑞也提醒我們不要誇大理學對袁枚的影響，袁枚並不認為好人就能寫出好詩。[64]“對袁枚而言，詩歌創作不僅是道德培養或對政府進行諷喻的形式，而且是像春蠶吐絲一樣，有利於自身健康，是詩人生命中的全部目的和最大快樂。”[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