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萊克認為，西方哲學中“天”與“人”的關係既是“邏輯的”，又是“類比的”。所謂邏輯的，是指人類行為結構是由宇宙結構決定的；所謂“類比的”，是指“神造人”，因而人具有神性。與之近似，在中國哲學的宇宙觀中，“天”和“人”的關係也屬“邏輯”和“類比”的關係，因為宇宙之“道”（天道）是通過不同形式或在不同層次上表現出來的，並總歸為一個“道”（邏輯的）；而人“道”則與它既類似又不似。類似是因為人的“道”在理想狀態下同樣也是自發的、不偏不倚的，不似則是因為人之“道”具有意圖性，比如人為地將宇宙表征為時間、空間和質量（類比的）。因此，“無論是‘似’還是‘不似’，王夫之認為人類存在的屬性都是對‘氣’的邏輯表達；雖然‘陰陽’序列沒有意圖，但沒有人會認為‘人類有可能並不存在’，或者認為人類的高級智慧是偶然而生的”[77]。布萊克認為，“天”與“人”之間這種“似”與“不似”，明顯地反映在王夫之的詩學思想中。
布萊克進而敘述道，中國古代文學思想中有兩種對立的觀點。第一種主宰了宋代的思想，在“物”中所表現出來的“理想原則”（即“理”）被視為先決條件，萬物從中產生但都無法與這些標準完全一致，或多或少會背離它。這當然是柏拉圖式的模型論，將永恒的、完美的理式與不完美的暫時存在（incarnation，指對“理式”或“理念”的現實體現，即與“idea”或“form”相對的“形式”）相對立。第二種是王夫之所秉承的將“理”和現實緊密聯係在一起的觀念，科勒律治所說的“生命如是，它就是形式”與王夫之的思想並無二致。王夫之認為，事物理想的“形式、範式或原則”不是那些永恒不變的標準，而是在具體現實中產生的“生命”。[78]如果把這兩種對立的觀點用於人事，則會產生兩種不同的結果。第一種是對“不穩定的”人性因素（如欲望和情感）幾乎不予關注；第二種是對人的情感持相當寬容的態度，既然情感是人的生命中如此明顯的真實形式，否認它們的存在就沒有任何意義，故而不可離開人的欲望尋求“理”或者“適當的”人性。[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