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南地域史研究的成果和課題
考察江南的地域發展脈絡時，被稱為市鎮（或鄉鎮）的農村商業聚落一直受到重視。伴隨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對農業經濟政策的曆史性大轉變，市鎮被稱為農村工業化的中心，開始備受矚目。這一農村政策的理論性依據，是費孝通提出的中國獨特發展模式，即鄉鎮企業的發展，可以防止農村過剩人口向大都市湧入，實現農村的現代化。[1]這一發展模式也被認為是“內發發展”的可能性之一，亦即不將發達國家形式視為工業化、現代化的唯一準繩，而是摸索相應於國情、地域條件的發展形式。[2]但是今天大都市的經濟發展、人口移動等現象變得非常顯著，當時被提倡“以鄉鎮企業為中心”的工業化、近代化模式，進入了接受曆史使命評價的階段。
將市鎮乃至市鎮間網絡視為中國農村的內在發展孵化器來重新評價，定位江南市鎮發展的研究，也成為史學領域中的一項重要主題。特別是在農村政策中提倡“蘇南模式”，顯示國家將江南市鎮作為發展類型之一。[3]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費孝通即提出關於農村經濟建設的先驅性構想；因此在前述的發展模式轉換中，對費孝通一係列學術研究成績進行再評價可說是自然之事。中國史學界最重要的研究進展，是以明清市鎮的長期發展過程和經濟機能的研究，其中多數研究者使用地方誌，發掘史實。[4]近年來，從社會史的視角出發，進一步產生了多種主題成果。[5]
再將目光轉向日本學界。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森正夫、濱島敦俊等明清史學者與當地研究者合作，實施田野調查，並刊行了部分成果。[6]從中可看出兩項特點。第一，過去依賴發展階段論、根據文獻推動研究的學者們，開始努力對作為廣義生產場域的地域社會進行總體性掌握。第二，通過對市鎮、鄉村社會多麵向的口述調查、景觀調查、史料調查等，試圖對中國傳統社會做出回溯性理解。在傳統中國尚可能“遺存”的20世紀80年代，注重社會的連續麵是很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