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之所以將江南市鎮社會產生鄉土意識作為切入點，是由於筆者認為這反映了清末民初的時代特點。鄉土、地方等概念在近代中國出現，與清末出現的文明、國家等概念是密不可分的。再者，關於地域社會以何人、用怎樣的尺度來定位，讓我們想到濱島敦俊指出的住在市鎮的生員、商人，從此也可看到市鎮高密度地存在於江南社會的地域性。
以下從四方麵概覽清末民初認識鄉土的尺度：（一）地方的“製度化”和鄉土意識；（二）鄉土意識和愛國主義；（三）文明化和鄉土；（四）利用這些尺度並試圖改良鄉土的主體——地方精英的位置。
（一）地方的“製度化”和鄉土意識——鄉土的位置
如果從政治體製形式觀察國家―社會關係變化，清末民初可說是從君主專製曆經君主立憲朝向共和製的時期；伴隨著清末民族國家的形成，各項製度、機構也在地域社會紛紛成立。[20]可是由於過去受到革命史觀影響，對立憲製、地方自治製的引進和運用關心明顯不足，因此20世紀90年代以後，開始就有關這些問題的史實加以挖掘和重建。[21]
本書將民族國家製度被引進地域社會、地方被納入民族國家機構的過程，稱作地方的“製度化”。[22]這一點最顯著地體現在都市中的社會管理上。有關清末天津的巡警製度、民國上海警察製度的成立過程，[23]乃至北京近代醫療製度的引進和衛生區劃的研究，[24]都顯示出清末民初將地域社會分割為區域進行管理，這成為近代國家的一個基調。
把目光轉向地域社會，地方“製度化”集中反映在地方自治製度的引進過程上。關於清末地方自治的實際情況，由於史料、分析框架的限製，除直隸以外均未得到充分討論，[25]近年有黃東蘭、田中比呂誌提出了相關見解。黃東蘭從明治日本引進的製度在清朝的變化出發，對地方自治製度的內容和運作實際狀態進行精細的考察，考證了日本府縣製、市町村製的方式，與清朝引進自治製度時發生“變形”的情況。[26]根據田中比呂誌的看法，地方精英進入以地方自治為主的政治活動場域中，使得省—縣聯係更加緊密，強化了相對於中央的離心力。[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