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上述課題研究可以進行的，是因為存在所謂“鄉土史料”，即地方文獻。根據史料性質對“鄉土史料”進行分類，大概指個人文集、年譜、地方報紙、地方誌（縣誌、鄉鎮誌）、鄉土誌、族譜等史料群。近年民國史的研究之中，由於台灣地區和中國大陸檔案史料的公開，使得研究獲得重大進展。除了中央檔案館外，全麵利用省、直轄市一級檔案館所藏地方檔案的研究也日益漸多。[58]但是可以用於本研究的對象——清末民初江南市鎮社會的地方檔案，迄今尚無多見。
不僅如此，關注這些“鄉土史料”還有以下理由。第一，地方報紙、鄉土誌等史料，與清末以來出現的新聞業、學校教育製度緊密相關，帶有清末民國這個時代的烙印。第二，無論上述清末的史料還是地方誌、個人文集等，不限於特定時代的史料，無疑都反映了新知識階層、地方精英在參與地方自治、引進近代學校製度時所表達的主張，也就是鄉土是怎樣存在、鄉土應該如何存在的秩序意識。地方報紙本身具有強烈自我主張的性格，直接反映作為發行者的知識分子的政治主張及秩序意識。而且由於線裝本刊行、藏於圖書館古籍部而被忽視的個人文集不少，其中許多有很高的信息價值。例如秦錫田的《享帚錄》、黃守恒的《謀邑編》中收錄了許多公文和時評，可以說其刊行本身就帶有時代性的自我主張。第三，本書使用的主要“鄉土史料”作者，與民國時期盛行的地方誌編纂有密切關係。明確展現這一特征的地方誌，可舉民國《上海縣誌》（吳馨等修、姚文楠等纂，1936年）、《嘉定縣續誌》（陳傳德修、黃世祚等纂，1930年）、《川沙縣誌》（方鴻鎧等修、黃炎培纂，1936年）等。其中，以本身格式和記述完成了“近代化”而屢被引用的《川沙縣誌》為例[59]，該誌廣泛收集、利用了“鄉土史料”，特別是有關自治的部分，是根據當時存在的檔案和公牘而詳加記述的。[60]作為自我主張、自我認同的“鄉土史料”，作者承擔了地方誌編纂的任務，對地方誌中的記敘方式、鄉土意識造成很大影響[61]。這種關係也是“鄉土史料”成為分析清末民國地域社會絕佳材料的一個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