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知識分子階層是文字來表達鄉土意識，不同時代的差別問題也很重要。亦即從科舉教育出發、部分吸收西方文明，但仍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知識分子，與那些接受學校教育、西方“新文化”的新知識分子有所區別。這樣的差異導致的對民間文化的態度，究竟有何不同？抑或有其連續性？
胡祖德的《滬諺》是為了社會教育而收集各種俗語、俗曲的編纂物，不如說其中還表達了傳統知識分子對民間文化的理解，可以看出他們理想中的秩序，即通過對鄉土的公共心而對“愛國”有所貢獻。換句話說，是希望以鄉土秩序為媒介，做出對國家秩序和整體秩序的貢獻。對他們來說，民間文化始終是改良鄉土秩序或教化民眾的手段。這一點與清末啟蒙運動的宗旨是連貫的。
20世紀初到20世紀20年代，江南市鎮社會流行“新文化”，即各種援引自西方的思想和主義，提出多元的國家建設和恢複秩序的構想。在吳江縣及其周邊地域，以“愛國詩人”柳亞子為中心的文人組成新南社，致力於在地域社會普及新文化，主要方法是在大鎮上發行地方報紙。這也凸顯了身為讀者的新知識分子階層的存在。
新知識分子以大鎮為中心，開展的事業之一，是平民教育運動。在此，“迷信”的民俗不但是被改造的對象，還作為民眾教化的手段而被加以利用，這是從清末啟蒙運動源流中汲取而來的經驗。然而在此後發現“民眾”的過程中，民俗雖獲得積極的評價，其固有價值被發現，可是在以文明為尺度對迷信定罪這一點上，卻並非發現民俗的本意。換言之，擁有這樣民間文化的鄉土，與其說是與文明有一定距離，不如說是為了促進文明化而需要被改造、改良的對象。這種鄉土形象的兩麵性，彰顯了地方知識分子是以文明化為尺度來認識鄉土，麵臨著顯而易見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