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國家建設麵對最大的問題，是國家麵臨外來危機而依然衰弱。對此，當地精英以鄉土秩序為媒介，以確立整體性秩序為現實手段，並且通過學校教育、地域社會的實踐來進行試驗。本書關注的鄉土誌、鄉土曆史和地理等鄉土教育課本編纂雖多以縣為單位，但居住於市鎮的精英以鄉為單位來編纂鄉土誌，也反映了江南社會的特征。鄉土誌的編者多數也參與了鄉鎮誌、縣誌的修纂，在鄉土誌編纂的熱潮之下，可以說鄉鎮誌應當被看作鄉土教育的教材來。
清末民國時期的鄉鎮誌、鄉土誌，依照新的文明觀來敘述鄉土。這裏展示出來的世界觀，受到梁啟超影響，把文明視為社會進化論生存競爭的結果。例如《陳行鄉土誌》的作者把“人與人、家與家、國與國、種與種”——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不同層麵上的優勝劣敗，視為20世紀世界的景況；在立足於儒學思想的同時，也接受通俗的社會進化論的混合文明觀。這樣的世界觀，懷著因“外力”而導致“內部落後”、秩序崩潰下的危機感，期望經由“改良”“合群”社會來克服問題，恢複秩序。對當時的知識分子而言，“合群”的實際辦法是結合各種中間團體；對《陳行鄉土誌》作者等市鎮精英而言，市鎮社會正是“合群”的起點。他們設想從鄉土開始，以同心圓的形式向縣、省、國逐步擴大，以恢複整體秩序。
回到本書主題—鄉土意識—看待上述秩序意識的話，可以發現怎樣的特征呢？誠如多數鄉土誌和鄉鎮誌異口同聲地主張那樣，通過涵養愛鄉心來發揚愛國心。也就是在民族危機之際，為了“民族”生存，個人必須對國家做出貢獻的觀點，愛鄉和愛國之間，是有連續性的前提，本質上毫無差別。這一主張的特征，與日本鄉土教育中所能看到的國家集權方向對比起來，就非常鮮明：中國鄉土誌編者幾乎沒有提到日本那樣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