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讀過的文章中，沒有誰像魯迅一樣是寫人生孤寂的高手。1922年12月，他在《呐喊·自序》中寫道：“S會館裏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裏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夏夜，蚊子多了，便搖著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裏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1924年9月，他又在《野草·秋夜》一文中寫道：“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
這兩段話，第一段記魯迅1912至1919年孤居在北京紹興會館的情形。那時，他在北京的文化圈裏還沒有什麽名聲，每天除了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當差，就是閉門“鈔古碑”打發時光。青燈古卷，槐蠶掠頸，這樣的暗夜配上20世紀初北京城裏靜到死寂的胡同，其中浸潤的人生況味又豈是一個“孤寂”所可盡及！第二段是他在阜城門內西三條胡同21號院居住時看到的牆外之景。那時，他剛剛與周作人夫婦起了大衝突，不得不從新街口八道灣搬出，另覓新居。這個新居的周邊風物，在秋天灰暗的天空下已顯現出無盡的落寞和蕭瑟，再配上作者當時冷如霜凝的心境，大概那孤寂已固化成鐵石般的冷峻了。所以，新居牆外，原本無限展開的世界，均按照一種極簡主義原則向兩棵棗樹聚集——“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似乎除了枝葉嶙峋的棗樹在無聊地自相重複外，觀者的目光已在這個寂寥的城市失去任何憑依了。
同一個時代，同一座京城，朱自清看到的是什刹海拂地的綠楊和清華園裏波碧凝痕的荷塘，鬱達夫想起的是陶然亭的蘆花和釣魚台的柳影，而魯迅注意到的則是紹興會館裏縊死過女人的國槐以及阜城門內枝葉脫盡的棗樹。由此可見，世間風景，雖然大自然不擇賢愚一概慷慨地給予，但每個人卻往往會因為不同的個性、氣質及種種的人生際遇，而在心中顯現出千姿百態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意味著，在觀者眼中，自然從來不可能呈現出它的實相，而隻可能是一種主觀心靈的映象。或者說，人的心靈像一麵鏡子，它映照著世界，世界也因為它的映照而成為人心靈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