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7年，57歲的黑格爾到了巴黎。
當時，巴黎是整個西方世界的首都，離這一中心的遠近，構成了現代文明遞增或衰減的階梯。這中間，巴黎以外的法國人，籠而統之地被稱為外省人。法國以外的英國人、德國人、俄國人成了鄉巴佬，而更遙遠的區域，如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人，則自然成了野蠻人。
比黑格爾出生晚了27年的德國詩人海涅，對這種潛存於西方知識分子內心深處的文明階梯論有精當而直白的記述。1832年1月19日，他曾在一篇文章裏拿法國巴黎生活與美國作比較。如他所言：“在這喜愛看熱鬧、虛榮、時裝和標新立異的故鄉，美國生活的單調、平淡、庸俗就更不能忍受了。”（《海》9/99）
1942年9月，他到英國旅行，對這個已進入工業革命的島國也沒有留下什麽好印象。如他所言：“英國的群體——真正的英國人，在我的心靈深處感到，我與他們是格格不入的——願上帝寬恕我的罪孽。有時我甚至不把他們看成是我的同類，而是把他們當成討厭的自動裝置、當成機器，這裏麵的發條是利己主義的。當我聽到傳動裝置在隆隆作響時，我就不由得想到，我們就是靠這些東西來思維、感覺、計算、消化和祈禱的。他們的祈禱，他們機械的、英國聖公會的教堂禮儀連同手臂夾著書脊鍍金的祈禱書，他們愚蠢、無聊的星期日活動，他們笨拙的虔誠對於我來說都是最令人討厭的。我堅信，神寧願麵對破口大罵的法國人，而不願去看一個正在祈禱的英國人……他們在刺目的陽光下流著汗到處遊逛，他們是一點禮貌也不講的，他們的四肢僵硬，他們的肘關節發死因此到處與人碰撞，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既不道歉也不說一句像樣的話。”（《海》10/198）
那麽，巴黎給他的感覺是什麽呢？1842年9月17日，海涅在《盧苔齊亞》第二部分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