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在高雄愛河邊神王大酒店閑坐，其間一位好友對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尖銳抨擊。讓人聽著心裏很不是滋味。他的主要看法是莫言代表不了中國。無論是日本新感覺派還是拉美魔幻主義的影響，都意味著他的作品的非本土性。同時，他濫用自己的想象力，寫作中常常陷入非理性的失控狀態，以至於文筆囉唆且缺乏創造性，等等。
對於包括文學在內的人文性作品價值的評判，從來缺乏一個可以遵循的標準。一部《論語》，養活了一代又一代儒家信徒，但也被黑格爾看得一錢不值。文學作品更是如此。曹雪芹的《紅樓夢》，被許多紅學家或小說愛好者視若風華絕代的極品，但在我看來，它怎麽也比不上紫式部的《源氏物語》。這是沒辦法的事。蘿卜白菜，各有所愛。又有什麽道理可講呢？
但是，就莫言而言，我感覺，任何批評的言論都無法減損他對我們這個民族的貢獻及對當代中國的價值——
我認為，無論如何，莫言是一個農民作家。中國數千年農耕文明延續下來。莫言的獲獎，與其說在於他作品的審美或藝術價值，倒不如說這是西方世界在用一種儀式向中國幾千年來的文明傳統致敬。在當代中國，隨著城鎮化的浪潮，這種支撐了中國數千年的生產方式日益喪失對國家政治經濟的主導性，正逐漸成為曆史。作為一種挽歌也好，作為一種告別儀式也罷，起碼說瑞典文學院舉行的這個儀式是莊嚴神聖的。
我認為，就純粹的本土性而言，莫言的作品比不上賈平凹，也比不上陳忠實；就鮮明的帶有現代感的曆史敘事而言，他的作品與蘇童、餘華也有距離。但是很顯然，純粹的本土作品根本不可能獲得諾貝爾獎，這是因為它和西方缺乏形成共識的條件。同樣，過於用現代觀念重構曆史也獲不了諾貝爾獎，這是因為現代感的敘事往往會使一部作品失去區域指認的符號價值。村上春樹之所以競爭不過莫言，就在於他傳達的情感和藝術方式過於具備公共性特征。據此來看，莫言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應視為全球化共識與本土立場妥協的產物。最具原鄉特質的高密鄉村生活與最具世界性符號價值的表現手法的混搭，可能讓西方和中國都在某種程度上滿意，又不能充分滿意，但雙方也正是在“各讓一步”的妥協中，具備了圍繞莫言形成共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