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萊達·阿斯曼出生於書香門第，父親鞏特爾·鮑恩康（Günther Bornkamm）是著名的《新約》學者。1966—1972年，阿斯曼先後就讀於海德堡大學和圖賓根大學，研究英國文學與埃及學。1977年，她以“虛構的合理性”為題撰寫了博士論文。1992年，阿斯曼在海德堡大學獲得特許任教資格。一年後，成為康斯坦茨大學英語和文學教授。阿斯曼早期研究英語文學和文字交流史，90年代後轉為研究文化人類學，尤其著眼於文化記憶與交流記憶——這是她和丈夫海德堡大學著名埃及學學者揚·阿斯曼（Jan Assmann）共同創造的術語。
所謂文化記憶（kulturelles Ged?chtnis），是一種文本的、儀式的和意象的係統，阿斯曼夫婦將其分為“功能記憶”（Funktionsged?chtnis）和“儲存記憶”（Speicherged?chtnis），分別在各自的研究領域裏闡幽發微。[2]“功能記憶”亦稱“定居記憶”（bewohnte Ged?chtnis），在《回憶空間》（Erinnerungsr?ume）一書中，阿萊達·阿斯曼指出，功能記憶與集體、個人等載體相關聯，貫穿過去、現在和未來，具有選擇性，把個人的記憶和經驗勾連成一個整體，作為“生”的自我的形象，給予行為以方向性。因此，主體可以通過功能記憶取舍過去，在時間性中再構事件，賦予人生以價值標準。具體而言，功能記憶的作用體現在合法化（Legitimation）、非合法化（Delegitimation）以及區分（Distinction）等方麵。“合法化”是將公共的或政治的記憶作為優先關心的事項，統治者獨占過去，也攫取未來；“非合法化”指官方記憶所生產的非正式的、批判性的和顛覆性的記憶，曆史由勝者所寫，也被勝者忘卻；“區分”則是通過諸如紀念等活動賦予集體以自我認同的輪廓。與功能記憶相對應的是“儲存記憶”，儲存記憶亦被稱為“未定居記憶”（unbewohnte Ged?chtnis），它與特定的載體切斷聯係，割裂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關聯，價值沒有高下之分，因為追求真實，儲存記憶保存了價值和規範。這種記憶是一種“沒有定型的匯聚”。儲存記憶的功用在於更新文化知識的基本資源。在儲存記憶與功能記憶之間，必須有高度的穿透性，但是，如何使之成為可能並得到保證，需要檢驗。在象征化和選擇等所謂言語化過程中，不斷修正其曆史理性。在深化這一考察後，還必須回到證言者的話語中：沒有利害關係的證言者的記憶故事能否經得起檢驗，需要反複省察，最後交由倫理裁斷。儲存記憶與功能記憶並非二元對立關係，有些儲存記憶作為功能記憶的背景停留在無意識的狀態，這是人類的“記憶”，準確地說是“記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