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從西歐興起後，依靠政治力量建立起來的世界帝國便不再有昔日的威光。在中國數千年的文明史上，19世紀後半葉之所以具有重要意義，乃是因為世界市場所帶來的全球化知識和價值觀如同洪水般湧入中國，顛覆了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朝貢貿易體係。
麵對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與時共進的近代思想家梁啟超在字裏行間不斷流露出接觸外部世界時的驚訝之情。1890年，在參加過北京舉行的科舉會試後，梁啟超途經上海，“從坊間購得《瀛寰誌略》。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瀛寰誌略》是一部關於世界地理的著作，刊刻於1848年，作者徐繼佘在任福建巡撫期間，根據從傳教士處得來的地理知識，輔以明代以來的地理知識，編纂了此書。該書被學者譽為代表當時中國最高水平的世界地理著作。對於以科舉入仕為人生至高目標的儒家知識分子來說，缺乏閱讀此類書籍的內在動力當是不難想象的，但是，生活在廣東的梁啟超在此之前對世界地理真的一無所知嗎？值得懷疑。在我看來，對於梁啟超這句常常被人引用的話語，我們需要做些分析，即梁啟超並非對世界地理一無了解，而是通過閱讀《瀛寰誌略》，第一次按照歐洲人的地理概念，對世界地理有了比較全麵清晰的認識。
其實，在梁啟超知道五大洲之前約400年，五大洲的觀念即已漂洋過海，進入中國人的知識空間。17世紀初，自稱“大西洋人”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在覲見明朝萬曆皇帝時，呈上了一幅萬國地圖。這幅地圖上不僅寫明南北極、赤道南北晝夜的長短等，還清楚地標出了五大洲的名稱。深知如何取悅龍顏的利瑪竇在地圖上做了手腳，把處在“亞細亞”的大明帝國移到了地圖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