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的限度即世界的限度。”（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課堂授徒之餘，不時有學生問我：“老師，您為什麽隻寫論文，不出版著作？”聞之語塞。顧炎武在《竊書》一文中對以往的學術有過批評性的概觀，他說，“漢人好以自作之書而托為古人”，如張霸《尚書》、衛宏《詩序》。“晉以下人，則有以他人之書而竊為己作”，如郭象《莊子注》、何法盛《晉中興書》。“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從附會到盜竊，不單是學風問題，實則道出了知識生產的有限性。在我看來，對曆史的把捉可以循兩條路徑展開，一為將簡單複雜化，揭示事物內在的差異性，給出暫時性的結論。反之，則將複雜簡約化，抽出事物的同一性，給出目的論的闡釋。如欲懸隔本質主義的價值判斷，不要說撰寫著作，就是認真寫幾篇文字亦非易事。
本文集收錄了2002年8月在北京香山召開的“中國需要什麽樣的新史學”會議以來應約所寫所談的長短文和序跋，分“方法”“記憶”“概念”“東亞”和“訪談”五個專題，雖然割舍了我自認為很重要的一些文章，但大致反映了我這15年對“語言學的轉向”的衝擊在曆史認識論、社會史、心性史（記憶研究）、概念史等方麵所做的思考，相關的具體研究業已或即將體現在我的研究專著中。
在收集和編輯本文集過程中，每每憶起與學界同人和編輯的交往，套句俗話，沒有友人們的不棄，這些長短文字肯定隱沒不顯了。但是，昨日之我非今日之我，讓我從頭校對、潤飾文字，既無時間，也無熱情，因此除對個別文字稍作刪削和技術性處理外，體例的統一和糾錯工作均交由我的學生分工完成，看下次誰還敢說老師為什麽不出版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