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美國從一個區域性大國向世界超級大國轉變。這次深刻的社會政治變化給美國文壇，特別是給詩歌界造成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20世紀初，美國詩歌被普遍認為是英國詩歌的一個支脈，其所遵循效法的詩學理念尚未跳出“紳士派”（Genteel）風格的窠臼[1]。這種局麵的成因，既有美國詩歌的載體——英文——對美國詩人而言從本質上是殖民地宗主國的語言這一事實的尷尬餘波，也有美國詩歌在經曆了“現實主義時代”（Age of Realism）**之後，在傳統寫作形式和創作態度上難以突破的貧乏無力。
美國作為一個國家早在1776年便已經獨立，到20世紀之初，美國的國家規模和國際地位早已確立。在當時，作為生活在一個新興國家的國民，麵對北美廣袤的未開墾之地，在不足150年時間內經曆獨立、工業化、蓄奴然後廢奴、美西（西班牙）戰爭、內戰、西部開發、大規模移民、印第安人搬遷安置等重大曆史事件，美國作家已經擁有得天獨厚的創作素材和寫作對象，在小說創作方麵已經取得了突出成就，出現了如馬克·吐溫、霍桑、愛倫·坡等一批經典作家，他們以各自的視角記錄美國社會生活，聯合構成對美國社會的宏大敘事。這些小說家筆下的英文，與其原宗主國語言已經不存在主仆關係；作品在內容和創作手法上都和英國小說迥異，因此美國小說界在19世紀就擁有了真正屬於自己的小說，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也自然確立。[2]
反觀美國詩歌，情況卻非如此。美國詩歌在19世紀處於被內外夾擊的境地。在內受到成功而流行的小說的衝擊，在外則受到強勢英國詩歌的壓製，“美國詩歌”在創作思想和形式結構上都難以和英國詩歌比肩。首先，美國是一個新建國家，而詩歌作為一種早已確立的古老傳統，沒有給當時的美國詩人留下另起爐灶的空間，詩歌傳統必須也隻能取法歐洲文明。這種對歐洲傳統的高度認同和遵循讓美國作家對自身的曆史地位和身份認同產生懷疑。第一位蜚聲世界的美國詩人威廉·柯倫·布賴恩特（Bryant，William Cullen）1826年出版《詩歌講義》（Lectures on Poetry），談及身處新世界的美國詩人應該如何去麵對創作期待上的困境，怎樣用一種通常認為是“移植”（Transplanted）過來的語言去和舊世界那些不朽詩篇分庭抗禮，認為美國詩歌沒有必要背棄歐洲的語言和傳統，要警惕用新世界那些由運河、火車和蒸汽輪船派生出的詞去創作詩歌。他認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