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cannot escape in the coming centuries，even if we would，a stronger and stronger modification of our established standards by the pungent subtlety of oriental thought，and the power of condensed oriental forms.
在未來許多世紀中，犀利微妙的東方思想及其凝縮形式中的強大力量，對我們既有準則的衝擊將越發強烈。就算想要逃也逃避不了。[1]
中國詩歌在20世紀初美國現代詩歌運動興起之時進入美國文壇，很快便受到廣泛關注。在此之前，英語世界雖已經出現對中國古詩的零星翻譯，但選擇範圍過窄，一部《詩經》被翻來覆去地用英文重寫了好幾次，尚且有些版本的直接源頭並非中文。在1910年即被艾略特視作現代主義運動中“裏程碑”式的一年[2]，事實上也有一定數量譯介中國古詩的作品問世，但問津之人以東方學家居多，認真研讀漢詩的英美詩人尚未形成氣候。但是，1915年龐德《神州集》出版之後，中國古詩短短幾年間在美國詩壇掀起一股熱潮。《鬆花箋》《群玉山頭》等作品以及相當數量宣稱自己受到中國古詩啟發的美國詩人湧現出來。或筆談或麵談，或合作或論戰，他們用帶有歐洲中心論的主觀，積極勤奮地解讀這些用“最適合寫詩”的中國表意文字凝結成的簡短詩行[3]，儼然成為那個時代美國文壇的一道特殊風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二三十年裏，中國詩歌逐漸式微，淡出美國讀者視野。這次中國古典詩歌熱延續了十數年，波及二三十名詩人，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彩一筆。過程多少有些無意識，中國作家參與者也甚少，疏漏和偏誤之處更不勝枚舉。但重要的是，這次運動可被看作中國文學被動進入世界文壇的第一次舉動，它為後世的中國想象留存了一張“舊影”[4]。在由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引發的全球化運動中，美國現代詩人用與眾不同的前衛詩學向世界清楚地展示了漢詩，以及中國語言的高度可塑性，即美國現代詩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塑造與發展漢詩帶來的思想，如龐德眼裏的漢詩代表韻文實驗的高度壓縮和凝練，在洛威爾看來漢詩接近實驗性散文的理想途徑。無論在具體哪一種實驗中，漢詩對美國現代詩歌運動中諸多願景的實現都起到了催化作用，給為社會思維定式所困的現代詩人提供了另一種敘事方式和思考路徑，得以重新發現和突破自我。更重要的意義是在高度現代化的社會背景下，合法化並鞏固歐美詩學中早已萌芽的現代性特色鮮明的諸多想法，如探求亞當語言、使用抽象句法、對呈現的片段化和異化的追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