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開因果關係不談，在20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進入英語的中國古詩和美國詩壇當時的意象派運動之間，前者對後者的激發和促進是無可爭議的。龐德是意象派運動的主要發起人和思想領袖之一。洛威爾後來奪走了領導地位，並編寫了數本關於意象派詩人的詩選，完成意象派原則的確立和主要詩人經典作品的集結。休姆對龐德和洛威爾創作思想都有重大影響，艾略特稱讚他寫出了“最優美的英文短詩”[1]，他身邊的意象派是“通常和習慣上認為的現代詩歌的發起者”[2]。三人都是詩歌現代化運動中行動較早、影響力較大的幾位詩人[3]，而且都圍繞著意象展開自己的詩學探索，因此有必要將他們放在一起互為對比和參照。休姆不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喪生，龐德和洛威爾有緣見到並將中國詩歌翻譯成英文，龐德獲得費諾羅薩遺稿之後著有《神州集》，洛威爾隨後追趕，著有《鬆花箋》。兩人都不懂中文，但作品出版後都引起了相當大的反響。洛威爾曾經湮沒無聞一段時間，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作為美國詩歌現代化運動中為數不多的幾位女性主義代表之一重新受到關注。通過觀察休姆、龐德和洛威爾在現代化運動開展之初的詩學理念，有助於理解中國古詩英譯之後種種遭遇的深層原因，也可以具體全麵地把握美國詩壇接納中國詩學的方向和維度。
美國詩歌現代化運動發端於20世紀初，繁榮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這次運動領軍人物都已完成或者接近完成自己的代表作品，發展出各種與維多利亞詩風迥異的創作手段和詩學理想，在世界文壇，更重要的是在美國文壇奠定了美國詩歌的應有地位，評論界也確立了新世紀（即20世紀前半葉）的經典作品，現代化進程因而告一段落。這次運動構成美國詩歌第二次曆史集結。第一次曆史集結以愛默生、惠特曼和狄金森等詩人為標誌。他們的詩作，如惠特曼堅持使用第一人稱和自由體，廣泛描寫美國內戰和工業化進程等重大曆史變革卻不以英雄人物為觀察出發點，在形式上不為律詩固有音步和詩節所拘，依靠詠歎調般重複平衡的節奏展開文字敘述；狄金森從生活小處著手，在平凡和日常中引出詩意，不回避思索生死大事，卻在文字上克製婉約，押半韻，工句讀，摒棄五步抑揚格，以普通格律（四步抑揚格+三步抑揚格）為結構基礎寫出充滿思辨、個性鮮明的詩行。然而隨著1892年惠特曼辭世，美國詩歌陷於停頓。流行一時的紳士派後來被批評為為迎合大眾口味和市場銷售而作的蹩腳作品[4]，大多是對英國成名詩人的庸俗模仿，以犧牲失去創新意識為代價地遵循經典形式，內容更是空洞乏味，和時代生活關聯甚少，幾無可取之處。當時在哈佛念書的斯蒂文斯發現：“所有的詩作都已完成，所有的繪畫都已完工的說法人盡皆知。”[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