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萌 譯
親愛的×先生，
我邀請您從社會學角度來看待戲劇，那是因為我希望社會學將成為我們現存戲劇的死亡時刻。正如您很快看到的那樣，社會學有一個簡單而激進的任務：去證實這種戲劇的繼續存在沒有正當的理由，而任何（現在或將來）基於曾經令戲劇成為可能的設定都沒有未來。引用一個社會學家的話，我希望我們都能夠接受他的措辭——即戲劇沒有它的社會空間。您的學說是可以享受足夠的思想自由的知識的唯一分支。其餘的一切都太過拘泥於保持我們時代的普通文明水平。
您對慣常的迷信有了免疫，即認為一出戲劇要滿足人的永恒的欲望，而這唯一的試圖滿足的永恒欲望就是去看戲的欲望。您知道其他的欲望在改變，您知道原因。由於您沒有感覺到一種欲望的消失意味著人性的流逝，您，一位社會學者，孤單地準備去接受：作為我們戲劇基礎的莎士比亞的偉大戲劇再也沒有效力了。這些作品之後的三百多年，個體發展為資本家，而殺死他們的不是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後果，而是資本主義本身。再提後莎士比亞戲劇也沒什麽意義，因為它慣常地更虛弱了，而且在德國因拉丁情結而走向墮落。在地方愛國主義之外，它仍然得到支持。
一旦我們接受了社會學的觀點，我們就認識到隻要牽扯到文學，我們就身處沼澤。我們也許能說服唯美主義者去接受社會學家的看法——目前的戲劇不好——但是，我們不能使其放棄“它可以轉好”的信念。（唯美主義者會毫不猶豫地承認，他隻能設想戲劇通過此行業的陳舊的技藝來達成“改善”：對於舊意識更好地重建，或者更好地調動那些習慣老式戲劇動機的觀眾等。）顯然，隻有當我們說這種戲劇已經是朽木不可雕並請求把它廢除之時，社會學家才會支持我們。社會學家知道會有這樣的情況：無論做多少改善改良都於事無補。他的評價標準不是好與壞，而是對與錯。如果一出戲劇是錯的，那麽他不會因為它是好的（或美的）而讚美它。他對於一個“虛假”作品的審美訴求熟視無睹、充耳不聞。隻有他知道什麽是錯的，他不以相關性行事，他以重要利益作為自己行為的基礎；證明所有的東西對他來說沒什麽意思，他隻想發現那個值得證明的東西。他對什麽都不負責，但是隻對一件事情負責，社會學家對我們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