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答《澎湃新聞·私家曆史》問
我讀錢穆，大概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個時候錢穆的書大陸還不容易找到。我是向程念祺借來讀的，他家學淵源，有一部分書是我們想讀而找不到的。一般情況下，我這個人不大喜歡向別人借書，陳先生（按：指陳旭麓）曾說，讀書人借書，是老虎借豬有借無還。我借出去的書，也曾有收不回來的，將心比心，便不大輕易開口向人借書。因為這本書是借來的，印象就深一點。直到九十年代前期，上海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處理館藏複本書，我買到過一本《國史大綱》，與借來的那一本版本略同。至此才有了第一本屬於自己的錢穆先生的著作。
當日讀《國史大綱》，印象最深刻的是錢穆以文化說曆史。後人好說史觀，如果要說錢穆先生持什麽史觀的話，在我看來其意中固持而力守的，是一種典型的文化史觀。他用文化來貫通兩千年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非常明了，非常真實，也非常有解釋力，說通了很多曆史上的問題。今天被我們分成文史哲三科的學問，在他那裏是更本色地作為中國文化而融為一體的。他實際上給我們做了一個示範，用中國文化的演變來解釋兩千年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即使是最近出的那一本《中國經濟史》，讀到最後，很容易感到他講經濟背後在意的其實還是文化，與之相類似的，他講政治背後有文化，講社會背後仍然有文化。我不能說他用文化史觀來解釋中國曆史已經很全麵和非常充分地完成了對中國曆史的認識，但是就他觸及的部分來說，其解釋是非常信而有征的，有很強的思想籠罩力的。從錢穆先生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讀史者匯融悟解之後所能達到的通達的曆史視野。古人講史學史識，我想讀史既需要曆史的視野，也需要真實的史料，但有時候視野比史料更能接近曆史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