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讀他的書，曾經非常折服，現在我對他仍然很佩服。但在讀過康、梁、嚴複留下的已經出版的全部文字之後，我更相信把他們的思想看成是一個動態的，從而變化之中的過程，似乎更接近真實一點。這些人都起於十九世紀末期的戊戌前後，而重讀他們在那個時候倡導和恢張西學的炎炎大言，則所見俱呈一派深信和羨慕。康有為的上皇帝書是一麵之詞，梁啟超發表在《時務報》上的文章和嚴複發表在《直報》、《國聞報》上的文章也是一麵之詞，其各自表達裏都看不到理性和情感之間的不相容和緊張。以此作對比，真正的變化其實開始於二十世紀初頭的十年新政，又彰顯於民國前期的亂世混沌裏。分別而論，康有為因亡命海外而作汗漫遊，“足跡所至遍十三國”，遂以此日之眼見目睹，校正往日的傳聞之知，“率以為莫吾中國若也”。之後是西國既非天上世界，則深信羨慕隨之俱滅。而梁啟超和嚴複之後來不同於以前，則更多地是因為十年新政中灌入的西學和引來的西法，一旦化為人間景象，其橫決佚**和衝突廝鬥往往既非他們當初之所能預想，又非他們此日之所能接受。
就思想的邏輯起點而言，這些人在十九世紀末年本是為求富強而倡西學，但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卻是西潮澎湃之下富強猶不可見，而構成五千年中國文化內核的人倫已為橫決佚**和衝突廝鬥所傷而體無完膚。這種後來被稱為價值的東西一經撼動，導致的已是人在其中，而心靈全無寧日。數千年曆史文化形成的人倫已經化為習俗和融為習俗，它們與中國人的人生相伴始終，但又因太過熟悉而無須思索，遂在與之渾然一體的同時卻常常相忘於渾然一體之中。因此，當這一代人力倡西學之日，大半不會想到中國社會的這一麵，直到西潮衝擊人倫，才會痛切地看到這一麵之須臾不可或缺。就像平常你不會一天二十四小時地留意自己的心髒，總是心髒出了毛病才會感覺到它的真實存在和非常重要。有此不可或缺，而後是他們對西學之行於中國由深信到疑慮，由疑慮到排拒。比較而論，在這種翻江倒海的心路曆程裏，梁啟超因遊移於兩頭之間而受到的痛苦最多，而嚴複因其先倡的西學對中國人倫傷害之深而受的痛苦最多。但就其人生走向而言，兩者在其晚年都更明顯地回向了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