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5年7月4日，澎湃新聞私家曆史欄目約請滬上幾位青年學者與楊國強先生座談，討論他的新作《衰世與西法：晚清中國的舊邦新命與社會脫榫》。以下是部分對話的記錄。
一、晚清“殘局”能否走活
戴海斌（複旦大學曆史係副教授）：晚清中國從庚申的“變局”，到甲午的“危局”，到庚子的“殘局”，相應的，新舊交戰和更替愈演愈烈。從中外角力、權勢格局轉換的角度，中國到了二十世紀初，無疑是“殘局”的景象，但從趨新共識的生成、革新能量的積累和發展走勢看，卻仍有把殘局“下活”的可能。那麽，如何看待“殘局不殘”？“殘局”有沒有走活的可能？
楊國強：其實從庚申的變局、甲午的危局到庚子的殘局，都是戰爭的結果，先是英法聯軍之役，後是甲午戰爭，再後是八國聯軍。所以中國人對自己國家和國家麵對的世局的認識和判斷，以及這種認識判斷的變化與深化，實際上都與民族戰爭相因果。這裏的變局、危局和殘局，主要是當時中國人對外力日逼日亟之下國運和國勢一路跌落的直觀感受和總體統括。由此構成的是一種主觀表述，但對那個時候的中國人來說卻是真實的。
真正從深處牽動了曆史的，則是由這種感受和概括促成的，因回應外來衝擊而不知不覺地改變了自己，之後，又為了回應外來衝擊而自覺地、並且大幅度地改變自己。前一段是被動的，後一段是主動的，兩者的前後相接，便使外來的衝擊轉化為內在的變遷，並決定了這種變遷一旦開始之後的漚浪相逐和日趨激烈。在這一點上，費正清的許多話都是對的。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國人群起論時務，往往以“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五千年未有之變局”、“千古未有之創局”和“亙古未有之奇局”為警策之詞，來寫照西人和他們身後的那個世界。比之二十年前的鴉片戰爭猶以夷夏說中西，則“三千年”、“五千年”、“千古未有”、“亙古未有”已使原本的中西問題變成古今問題，而後是因中西之爭而及古今之爭，由中西之比而成古今之比，這是一種意義的派生，也是一種意義的演變。當日李鴻章說“孔子不會打洋槍，今不足貴也”，正是在古今之比裏看到了中西之間的曆史差距，以及在這種差距麵前，中國人無可遊移地隻能以借西法圖自強為不得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