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讀書報》訪談
特約記者 藍田
作為一九六八年高中畢業的老三屆，楊國強先生覺得自己在那段動亂年代，惟一可以算作幸運的，是因為無人管束和時間空閑，讀了當日能夠找得到的各色各樣的書。他說自己讀小學時並不是一個好學生，經常逃課，不肯安安分分守規矩。不過喜歡看書，當然是胡亂看書，有什麽就讀什麽。但因為是亂讀書，所以也養成了一種沒有章法的不求甚解。於是而有從《孟子正義》、《荀子簡釋》讀到《第三帝國的興亡》和《赫魯曉夫主義》的一片混沌。
現在回想起來，楊國強先生覺得對自己影響最大的，就是從七十年代初期到一九七七年高考這段期間，將《資治通鑒》讀了三遍。裏麵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故事、悲喜、感慨，由此形成的思索久之自是一種可以長久維持的吸引力。於是，因為讀故事和人物，也就此進入了讀史。
一九七七年恢複高考，雖然他報考的的誌願都是曆史係，但沒有一個學校的曆史係願意收他，所以最後進的是政教係。大學四年依然是雜騖旁收，從商務重印的“漢譯名著”到中華重印的唐宋元明清筆記都是四年裏長相伴隨的東西。自謂讀前一麵，受益的是理論思維能力，讀後一麵，受益的是曆史中的細節和廣度。
也許正是因為這些曲折的經曆，相對於其他治近代史的學者，楊先生讀書的駁雜反而成了他治學的特色。在他看來，在形成自己的專業定向之前，讀的書越多、越廣、越雜越好。他覺得，把材料當書讀，可以讀出問題；把書當材料讀，則常常化整體為碎片。章太炎說一地銅板要用索子串起來。曆史材料本身是以淩亂和零碎為常態的片段。有了曆史學家主觀的思索，這些碎片才可以編連起來。而真正使他意識到這些編連的作用的，正是在跟隨陳旭麓先生讀研究生期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