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在北京，年幼的女孩子很少會自賣自身，為人充當婢女。當一個女孩子從一個家庭走向另一個家庭時，她的後麵有一係列的人在發揮著作用。婢女買賣中，既有女孩父母的主動因素，又有不得已的被動因素；既有利益的驅使，又伴隨著救人於危難的“慈善”色彩。
一、買賣婢女的家庭
當某個家庭需要購買婢女時，會托家裏的傭仆或身邊的熟人介紹。例如，吳楊氏想買一個婢女，便托廚役田玉山介紹，從張姓手裏買了幼女順喜。[1]“醋章胡同住戶”左霈，曾托馬王氏找過女仆，後來又托她介紹，買來婢女荷花和海棠。[2]“打磨廠鴻泰店內世和公票莊經理”溫作霖想買一個婢女，托熟人孟張氏代他去“尋問”。[3]“山東督辦太太”需要婢女時，特派專門人員到北京婦女習工廠去挑選。[4]
對於蓄婢家庭來講，有時，他們購買婢女不是出於實際的需要，而是現實的要求，或者是出於憐貧濟困。例如，“陸軍驕兵中校、講武堂第三隊隊長”喬連均，有朋友羅寅鈞在“什刹海南官房門牌三十五號”居住，喬連均的嶽母譚氏到羅寅鈞家串門時，遇見幼女徐靠節的母親要將徐靠節賣在羅寅鈞家當婢女，羅家不肯收養，喬連均嶽母看徐靠節可憐，就將徐靠節買下，帶到喬連均家，讓她陪同喬連均的兩個小孩玩耍。[5]謬紅菊父親死後，母親改嫁，謬紅菊的胞姐就央求謬承金，讓謬紅菊到他家去當婢女。[6]金玉3歲的時候，金玉母親要將金玉送給李郭氏為婢女，李郭氏不願意要；後來在女仆的撮合下，李郭氏勉強給了金玉母親30元，將金玉買了下來，並讓金玉的母親“寫立字據”。[7]周芝甫買婢女銀福時，也是如此。據周芝甫稱，有一孟姓婦人到他家，說“親戚關姓病故，留有一女，年十一歲，乳名銀子，衣食全無，甚是可憐”，懇求周芝甫讓銀福到他家當婢女，他“出於善心”，才將銀福收留。[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