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初的禁令與刑法條例
婢女製度由來已久，雖然各個朝代都有人主張優待婢女，但明令禁止蓄婢一事，則始於清末。1906年3月1日，兩江總督周馥上折清政府，請求禁止買賣人口，“請旨禁革，以昭仁政”[1]。1909年1月16日，陝西道監察禦史吳緯炳又上折清政府，請求禁止置買奴婢，“以昭仁政而重憲法”[2]。在此基礎上，1909年12月21日，由憲政編查館主稿、會同修訂法律大臣製定的《禁革買賣人口舊習酌擬辦法》，獲得清政府的批準。[3]禁革買賣人口的主要內容是：“嗣後買賣人口，無論為妻為妾為子孫為奴婢，概行永遠禁止，違者充軍；今既禁買奴婢，此後即永無奴婢名目；嗣後契買貧民子女及從前舊有之奴婢，均以雇工人論；舊時婢女限時婚配。”[4]從內容可知，禁革買賣人口其實允許貧民“契賣”子女，隻是在名稱上做了一下變通，把“奴婢”改為“雇工人”。
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五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沒有種族、階級、宗教的區別。同時，南京臨時政府刪改了《大清新刑律》中與中華民國國體相抵觸的部分，把修改後的《大清新刑律》改稱為《中華民國暫行新刑律》。由於《中華民國暫行新刑律》中沒有關於人口買賣的規定，而清末的《禁革買賣人口條款》又沒有被明文廢止，況且，《禁革買賣人口條款》又與民國國體不相抵觸，因此，在民國初年，清末製定的《禁革買賣人口條款》仍然有效。[5]
1921年7月，香港興起了廢除婢女運動，影響迅速擴大。時任廣州軍政府大理院院長的徐謙提出，“蓄養婢女，本為法律曆禁，惟惡風相習，習非成是，往往視為固然，倘若任其長此終古，不加以取締，在中華民國內，容許這種奴隸製度的存在，不僅違反約法”[6]，而且“實為人道之大患”，“新文化之汙點”，“實足以貽國際之羞”。[7]在徐謙的建議之下，1922年，孫中山以非常大總統的名義通令各省，“蓄婢之風，前清末造，業已成為曆禁，凡買賣人口者，科以重刑，民國成立，人民一律平等，載在約法，所有專製時代之階級製度，早經完全廢除，乃查私家蓄婢，至今未已，甚至買賣典質，視同物品，賤視虐待，不如牛馬，既乖人道尤犯刑章，茲特明令嚴行禁止，嗣後如再有買賣典質人為婢及蓄養者，一經發覺，立即依法治罪。著內務部大理院分別谘令各省行政司法長官，令飭所屬一體奉行。並要求內務部通行各省妥籌貧女教養辦法，以資救濟”[8]。與《禁革人口買賣條款》中的相關規定相比，此項禁令不僅提出要禁止“典賣人為婢”，而且注意到了事後的救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