婢女安置是婢女救助的重要一環。據資料來看，除上海之外，其他許多地方都沒有設置過專門的婢女安置機構。而且上海的婢女安置機構也是到1936年才設立的。1936年，中華慈幼協會為切實救濟婢女，與上海市公安局合辦成立了婢女教養院，專門收容無家可歸及受虐待被救出的婢女。婢女教養院成立初期，就收容了20餘人，其中三分之二是由上海市公安局送去的。[54]民國時期，在北京沒有專門的婢女安置機構，婢女與其他被救濟的婦女一樣，主要被安置到官方的婦女救濟機構——濟良所、婦女習工廠和婦女救濟院中。
一、京師濟良所
北京創設濟良所始於1906年，是外城巡警總廳督同紳士創辦的[55]，屬於官督紳辦性質。與上海類似（上海濟良所的創辦是由一件虐待婢女事件引起的），北京濟良所的設立是由一個虐待妓女事件引起的。1906年，因為玉蓮清吟小班掌班張傻子虐待妓女，協巡營統領王勤齊與幫統楊欽三將張傻子遊街示眾，永遠監禁。事後，幫統楊欽三鑒於各小班妓女“暗無天日，其情可憫”，就與協巡營統領王勤齊商量，在北京創辦濟良所，以使“受虐待之諸妓女能有活路”。[56]京師濟良所創辦之初，由於缺少經費，沒有收容場所。北京紳士知道政府要創立濟良所救助受虐待的妓女時，願意將柏興胡同路南原有水會公所捐借出來。另外，張傻子的玉蓮班及張傻子的住房，也被充作濟良所的公產。[57]這樣，濟良所收容被虐待妓女的住處問題就得以暫時解決。至於經費，當時《京話日報》館主人彭翼仲提議，將玉蓮班的6名妓女“定出身價，任人擇配”，所得“身價”，作為經費，捐助濟良所。[58]《京話日報》館也積極勸募慈善家施助，曾寫倡議稱，“楊大人既有此熱心，又得京話日報提倡，我那大慈大悲、急公好義的眾同胞，何妨量力捐助，成此善舉呢，在下先捐銀元二元，雖說無濟於事，集腋成裘，還望大家各發善心繞好”[59]。在報紙輿論的鼓吹之下，一些社會人士認識到，辦濟良所是“極文明的事，可喜可敬”[60]，也樂於慷慨解囊，熱情相助。社會人士的熱心捐助，為濟良所準備了初步的開辦經費。就這樣，在京師外城巡警總廳和地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之下，京師濟良所正式設立。[61]不久，濟良所即將地址遷移到前門外大柵欄地區西南的五道廟（現五道街）。[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