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家庭變遷，源於西方觀念的傳播與滲透，並與中國人自覺接受和借鑒西方的風俗習慣相匯合，構成了家庭製度轉變的文化背景。中華民國的建立，使中國社會初步具備了民主共和政體的雛形，中國的現代化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到20世紀20年代，家庭改良的問題得到人們的重視，一時間，各種家庭理論和家庭變革的方案紛紛出台，主張家庭變革的人對家庭製度的設計也五花八門。在家庭變革的時代背景下，婢女問題也被提了出來，因為蓄婢的盛行，對婢女、婢女家庭、蓄婢家庭都造成了許多不良影響。
一、蓄婢與婢女自身
“為奴為婢的，當然大多是限於貧苦的子女，因被生活底逼迫，隻可莫奈何地賣給富家豪主為奴婢，苟延它牛馬般的生命。”[1]如果這些貧窮家庭的女兒不做婢女，她們就會無法生存下去，給人當婢女最起碼可以保證能夠活命。一些家庭買貧窮女子作婢女，無形中也可以保護她們，使她們免於被賣入妓院。因為貧苦人家在“麵臨經濟的苦難而不得不犧牲女孩時，第一步必先把她賣給人家作婢女、作養女，到了這條路走不通時，才把她們賣入妓院”[2]。
前文中講過，蓄婢家庭一般家境都比較富裕，生活條件比貧苦人家優越很多，因此，有的婢女在主家能夠達到貧苦家庭無法企及的生活水平，享受到在貧苦家庭中無法實現的生活條件，有的主人還會賞給婢女一些金銀首飾。
但是，並非所有的婢女都是那麽幸運，許多婢女的生活比較悲慘，婢女生活也給她們帶來了不幸，她們“從小的時候就脫離了父母的愛，又要服從主人，無限製地為主人而勞作，有時還要遭遇主人的虐待，由虐待往往得到不幸的結果，而毀滅了她的一生”[3]。她們“衣不能禦寒，食不能充饑，饑色形於麵，皮膚裂於外，每日的工作，依然一無停息”[4]。“富家豪主每以奴婢之低賤，除任其勞苦的操作外，日恣意百般地苛待，偶一不慎，皮肉的鞭撻，肚腹的挨餓，誠司空見慣，其生活之可憐無以複加”[5]，“平日裏，主人經常不管事情大小，稍不順心隨意打罵，還不準辯白啼哭”[6]，主人“不要的時候，可以把她當商品來販賣，不然也就留為男主人做玩具，或把她當個禮物贈送親友”[7]。婢女“除做了主人體力的奴隸外，有的還做著性的奴隸。無恥的男主人，往往於嫖妓宿娼外，以婢女為解決性欲的良好對象；當婢女的，則屈服於主人的權威，往往任其**；這性的奴隸所受的痛苦實有甚於娼妓，婢女做著雙重的奴隸，簡直是失去了社會上的地位”[8]。前文中已述及，婢女與男主人通奸、與男仆通奸的，或被奸汙的，不在少數。董竹君在回憶錄中講到，她婆家大哥在將婢女佩瓊奸汙，致使佩瓊懷孕後，她大嫂和侄女罵佩瓊“引誘大老爺，要把她整死……大哥卻不管了，好像不是他的事似的”，“大哥是一家之長，平時裝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樣子，在家庭裏自尊自大，家人都怕他。經常燒香念佛，有時還周濟別人、做好事，原來是個地地道道的偽君子”。[9]佩瓊的事情也使她感到，在封建家庭裏，婢女比仆人的地位還低，“和奴隸一樣，沒有最起碼的人的權利”，而“佩瓊的遭遇是悲慘的，幼小被人拐騙，長大後又被人淩辱，死活由別人支配，自己隻有逆來順受”。[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