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蓄婢習俗
在中國，婢女的曆史悠久，自商周時代起，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夕，社會上一直存在婢女現象。春秋以前，“奴隸似皆服公役並有等級之分，私人蓄奴之事較少。戰國末期，社會劇變，戶口日增，民已艱食，加以田製破壞，豪強兼並，工商業勃興，社會上貧富懸隔。於是民間大地主大商賈，多蓄奴婢，資其勞力以從事於生產貨殖”[3]。到明代時，大多數人已經認可了蓄婢的習俗。明代政府曾經限製過蓄婢現象，政府禁止平民百姓之家蓄養奴婢，並且規定了有功之人和官宦家庭使用奴婢的數量。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商品經濟的繁榮，政府對人們蓄養婢女現象的控製力在減弱，社會上的蓄婢風氣與之前相比有過之無不及，“在京各駙馬皇親，及天下王府，並王親儀賓之家，蓄養奴婢、家人之類，比之舊製，或多逾十倍”[4]。
清代初期，蓄婢仍然是流行的社會風尚。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禦史劉子章稱：“仰惟我皇上恭儉立德，視民如傷，內外之冗缺盡裁……在下諸臣，乃不仰體，多帶家口，漫無節限……臣見外任官員，除攜妻子兄弟而外，其奴婢有多至數百人。”為限製官員的仆從數量，他建議朝廷對官員的奴婢“嚴加節製”，並製定出官員所蓄奴婢的限定額數，“凡官員家口，除妻子兄弟外，其奴婢則督撫止帶五十人，藩臬四十人，道府三十人，州縣十五人，有多攜帶者，一經指參，以違製論”[5]。乾隆時期，安徽按察使王檢說，許多官員外任，“多置僮婢，一署幾至百人”[6]。這些事例表明，當時的官宦家庭普遍蓄養婢女。如果某個家庭有足夠的財力蓄養婢女，卻沒有蓄養婢女，反倒讓人覺得奇怪。比如，張廷玉的父母親很是儉樸，家中始終沒有蓄養過婢女，即便後來家境富裕了起來，親戚們也大都“使婢起居”，而張母仍“不改其儉”，“一青衫數年不易”，一天，有親戚家的婢女來送物品，由於該婢女不認識張母，見有一縫補舊衣的婦人，便問道“夫人安在？”該婦人“逡巡起應，婢大慚沮”。[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