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節所說的南方，是指秦嶺—淮河一線以南、橫斷山脈以東的廣大地區。這片區域又可寬泛地按水係劃分為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它們的氣候分別是亞熱帶和熱帶氣候，農業以水稻為主，而由於動植物資源豐富，又長期存在農漁獵並重的生產形態。水網密布，交通中舟船的作用突出，這些都與黃河流域為中心的北方有顯著區別。童恩正曾比較中國北方與南方史前文明發展軌跡的異同，指出新石器時代晚期南方出現了足以與北方相抗衡甚至更發達的文化，但華北經曆中原龍山文化的酋邦社會以後，繼續向國家發展，而南方的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在進入原始社會晚期以後，社會生產和社會組織的發展似乎處於停滯局麵，並沒有依靠自己的力量獨立地進入文明，在北方政權到達南方為止，始終沒有發展到國家。出現這種差異的原因，一是南方過於豐富的動植物資源降低了致力於農業生產的必要性，且水稻農業的擴展需要清除森林和建立灌溉係統，這是史前人類無法完成的；二是由於南方地形複雜多樣，自然障礙將古代文化分割在一個個文化龕中，交往不便，又無強大的外部威脅，因而缺乏向國家過渡的動力。[58]這兩個原因，實際上在曆史時期同樣是塑造南方文明獨特性格的關鍵。
春秋戰國時期，長江流域出現楚、吳、越等抗衡中夏的大國，應該是在政治文化上與中原互動的結果，但也說明南方的社會經濟取得了重大突破，《越絕書》所記吳地、越地的大量陂塘、水田當有所本。[59]可是其規模不宜高估，在反映戰國後期知識的《禹貢》裏，揚州的土壤肥沃程度仍被定為下下，荊州則是下中。[60]直到漢武帝時代，司馬遷仍將楚越之地描述為“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執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61]南方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帶來的維生形式的多樣性，使得需要大量人力投入的精耕細作的水稻種植業缺少發展的必要，而漁獵采集獲得的產品大多隻能果腹保暖，不能像穀物一樣積累成財富。在中原人看來，這樣的食物結構也是很不健康的，他們認為江淮以南的人都在疾病折磨中苟且偷生，故而丈夫早夭。《禹貢》作者和司馬遷的這種偏見不僅代表中原人的立場，也與帝國政府的立場暗合。對於國家來說，最重要的不是當地有沒有凍餓之人，而在於當地所生產的物品能否轉化為可積累可轉運的財政收入。[62]這種果腹偷生型的原始經濟顯然不是政府所願意看到的。[63]重農是漢帝國明確宣稱的國策，而各種勸農措施在中原核心區以外的農業傳統淡薄的地區尤見成效。秦漢時期尤其是東漢以下，由於北方移民的進入、政府主導下水利工程的興修、新的耕作技術和工具的推廣，南方經濟開發獲得豐碩成果，這已得到學者的充分論證。[64]從西漢到東漢，南方可統計的著籍人口有顯著增長，考慮到東漢時期脫籍依附人口遠多於西漢，實際的人口應當增長得更多。[65]公元2世紀初（漢安帝時期），朝廷曾兩次大規模調集揚州、荊州的租米，賑濟淮河流域及更北方的郡縣，證明長江中下遊的農業開發已達到較高水平。[66]這使接下來三國時代吳蜀憑借長江流域抗衡中原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