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客觀實體論下的華夏民族（漢族）：政治與學術之間
“民族”作為一個詞語，在前近代的漢語文獻中也間有出現，但其含義大多與現代意義上的“民族”（nation）不同。根據現有的資料，我們隻能認為，“民族”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引入中國的一個概念，其理論基礎形成於近代歐洲，而其詞匯則來源於日語。[1]從引入之初起，它就成為近代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運動的核心概念，影響其概念闡釋的因素遠遠超出學術的範圍。最早係統介紹並闡發這一概念的人是梁啟超，1903年他介紹瑞士政治學家伯倫知理的學說，言民族具有八種特質，“（1）其始也同居一地；（2）其始也同一血統；（3）同其支體形狀；（4）同其語言；（5）同其文字；（6）同其宗教；（7）同其風俗；（8）同其生計”，因為居地、血統始同而終雜，故梁氏總結“以語言、文字、風俗為最要”。[2]中國學界初次接觸的民族概念即是強調共同文化而非血統的，但仍然保留了“其始也同一血統”的餘地。另外，伯倫知理強調“民族”與“國民”（即國族）不可混為一談，有一族多國也有一國多族，他總結了“國境大而民族小”即一國多族的各種情形。在按語中，梁氏以為伯氏所言一國多族的各類型皆與中國情況不合，因為就言語、文字、風俗而言，雖滿洲亦已同化於漢族。他說：“吾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之諸族是也。”[3]梁氏較早意識到歐洲的民族-國家模式下的民族理論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與中國傳統及現實的不合，以及可能帶來的危害。此種矛盾直到今天仍未完全消解，可能的解決之道不出二途：其一，證明中國也是民族國家，中華民族是一個民族；其二，反對西方民族理論的普世性，強調中國自有“天下主義”的傳統，多民族可以和諧共存。梁氏所取的是第一種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