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基本思路可以表述如下。
華夏作為一個人們共同體的符號，形成於春秋戰國時代。在秦漢魏晉時期帝國政治體的長期存在，使得華夏被轉化為秦漢式帝國政治體成員的自稱，這一政治體因此可以稱為華夏帝國。簡言之，一個人群的華夏化首先是融入或建立具有秦漢魏晉式政治文化的帝國政治體的過程。
華夏帝國在西漢中期達到擴張的極限，從此形成了較穩定的疆域。郡縣體係之外的各種未臣服的人群被稱為夷蠻戎狄，麵對他們，帝國構建了兩種華夷秩序，一種是現實的，表現在軍事、外交、貿易等方麵；另一種是符號的，表現在禮樂製度、天文地理想象、史學書寫等方麵。後一種符號秩序僅代表華夏一方的自我建構，不可據以判斷非華夏人群的實際狀態。在漢帝國崩潰以後，華夏帝國在南方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續，南方山地中的非華夏人群通過主動內屬、戰爭被俘等方式加入華夏帝國，成為帝國控製下的編戶或奴隸，從而實現華夏化；但隨著南北分裂和南方華夏帝國政權內部權力結構的變化，漢代貫穿全國的華夏網絡出現了多處斷裂，在斷裂帶上的山地人群獲得了政治體發育的絕佳內外部條件，又由於其政治體發育從一開始就依賴華夏帝國的政治資源輸入，所以最終演化為華夏式的中級政治體，被輕鬆整合進帝國之中；北方華夏帝國的秩序崩潰後，由非華夏建立的諸政權，在發展到一定的規模成為高級政治體後，無一例外地開始采用華夏帝國的政治製度和政治文化。他們主動繼承和運用舊有政治文化中的符號體係，重新定位我群在帝國秩序中的位置，從邊緣走向中心，從夷狄變為華夏，實現了自我華夏化。
本書標題中的“能夏則大”，借自《左傳》中季劄的話（詳見本書第一章），但對它進行了一點曲解，以表示對於這一曆史階段的各中級政治體來說，能夠吸收、運用華夏帝國的政治文化，就能發展壯大為大的高級政治體；而且就隋唐以前的曆史而言，想要在東亞大陸的農業地帶建立帝國，舍華夏政治文化外別無他途，成長壯大為高級政治體的過程就是變身華夏的過程，反命題“能大則夏”也是成立的。在華夏化進程中，非華夏化政治體往往表現出主動、積極的態度，所謂“漸慕諸夏之風”（見《晉書·慕容廆載記》），或“漸慕華風”（見《舊唐書·吐蕃傳上》），“諸夏之風”或“華風”當中最為關鍵的便是華夏帝國的政治文化，“漸慕”的過程就是從接納符號係統開始的。本書將討論的時段限製在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這是因為隋唐以下無論是華夏帝國還是帝國之外的政治體，都發生了質的變化。隋唐帝國與漢魏帝國具有不同的曆史性格，尤其是顯著的多元性和開放性，論者殆無疑義；東西方絲綢之路貿易的興盛為遊牧帝國提供了豐富的物質和文化資源，北族政治體因之更為複雜和成熟，與之相伴隨的是文字的出現，吐蕃、突厥、回鶻、黨項、契丹、女真、蒙古等都創製了自己的文字，因而可以擺脫漢字承載的文化傳統來展開自己的政治文化建設，另外佛教密宗、摩尼教，尤其是伴隨阿拉伯帝國東進而來的伊斯蘭教，在政治文化上提供了華夏傳統之外的全新選項。此前潛藏在華夏幕布背後的內亞性（Inner-Asia-ness）[37]，終於在遼金元清等“征服王朝”中明白地彰顯出來。無論對於華夏還是非華夏，在整個歐亞大陸的東部，隋唐時期都標誌著一個新舊階段的分界點，本書所關注的正是分界點之前的那個曆史階段，對後一階段的討論，隻能留待將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