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討論華夏的性質，還需從起源處說起。這裏說的起源，不是指族群的起源，而是“華夏”這一稱號的起源。“華夏”一詞出現較晚，“諸華”一詞在典籍中出現亦晚於“諸夏”，最初隻是“有夏”“諸夏”等以夏為中心的概念。華與夏為同音同義之異寫，顧頡剛和劉起釪都已有詳論。[1]故而本節以“夏”為中心進行討論，不再專門涉及“華”的發展脈絡。
一般認為，殷人從未留下自稱夏的記錄。這一點不必懷疑，唯一需要解釋的是《尚書·堯典》中有“帝曰：皋陶，蠻夷猾夏”，[2]後世文告凡涉及與異族的衝突，言必引此句，自漢代已然。唐人注此句之“夏”，徑以華夏、諸夏為解。[3]如此則華夏之名已見於堯時，不隻早於殷周，甚至早於夏後氏，古代注疏家竟絲毫不以為不妥。至梁啟超始言其“甚可詫”，現代研究《尚書》的諸家，劉起釪認為《堯典》成於春秋之世，[4]屈萬裏更力證其為戰國時人述古之作，[5]《堯典》中包含大量後世加入的內容殆已成為諸家共識。如此則《堯典》中出現同見於《左傳》的“蠻夷猾夏”一語，就可以理解了。總之，絕不能用它來證明堯舜時人已自稱華夏。
華夏之名實為周人的創造，周人興起於西土，卻以“有夏”“諸夏”自居，以“禹跡”來指稱天下。[6]如《尚書·康誥》記周公語雲“惟乃丕顯考文王，……用肇造我區夏”，《君奭》雲“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立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等語句，[7]被認為是這一觀念在西周早期文獻中的反映。周人自稱為“夏”“有夏”是無可置疑的，[8]然而西周初年的周人為何要稱“夏”？此“夏”究竟代表什麽意義？這是一個值得重新思考的問題。
較為傳統也最為主流的觀點，認為“夏”即夏後氏之夏，稱夏表示周自居夏人之後裔。傅斯年以東西分夷夏二係，始為此種傳統觀念找到現代學術的解釋。不過他仍然認為周與夏不能等同，“夏以河東為土，周以岐渭為本”。[9]這一地理上的差距，現代學者大多與司馬遷一樣相信戰國以來的傳說，傾向於用遷徙來解釋。錢穆從古文獻出發，推斷豳、邠皆得名於汾水流域的都邑，提出周人源於山西而遷徙入陝西之說；[10]鄒衡又根據考古資料，得出鬥雞台先周文化中的連襠鬲來自山西光社文化，再配合以銅器上銘文與族徽的考察，更強化了周人源自山西之說。[11]許倬雲結合以上兩說，補充論證了周人起源於山西之說。[12]但是將先周文化的部分淵源追溯於山西的觀點，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受到廣泛的質疑，新的考古資料更加支持將涇水上遊的碾子坡類遺存看作先周文化的早期形態。[13]到21世紀初，“以一種陶器的有無多少為主要依據來認定某種古代族屬文化並追尋其曆史”的方法論在考古學界也基本被拋棄，學者認為“從碾子坡類遺存再進一步追尋先周文化的源頭，目前條件還不成熟”，而以前的種種說法，包括來自山西光社一說，都是尚未找到確實考古學根據的假說。[14]因此周人在考古文化上與夏後氏的關係無法建立，而周人在血緣上是不是夏後氏的後裔更是個無意義的偽問題。但仍有學者認為不管周人從何處發源，他們“以夏遺民自居，認同於夏文化，卻是確鑿無疑的”，這是因為周人麵對發達的“大邑商”，需要攀附夏的後裔以獲得文化上的自信心和政治上的合法性。[15]然而要是細看這“確鑿無疑”背後的證據，無非還是《尚書》中《康誥》《君奭》《立政》三篇以及《詩經·周頌》中《時邁》《思文》兩詩中的“區夏”“有夏”“時夏”寥寥數語，這裏的“夏”解為周人自稱則可，一定要將它們勘同於夏後氏之夏，實在是沒有根據。不僅無據，如沈長雲所指出的，[16]文獻中還不乏反證。首先，夏人姒姓，周人姬姓，而“古者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國語·晉語四》）。其次，周武王滅商之後分封古帝王之後，其中包括“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後氏祀”。[17]這說明周人自己不以夏後氏之後裔自居。最後，這個杞國在西周竟被稱為“杞夷”，有1988年陝西發現的西周中期“史密簋”上的銘文為證，[18]在春秋以下杞國仍不時被諸姬姓國所排斥。這說明周人不將夏後氏與自己視為同一族類，[19]攀附為後裔之說實難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