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國在製度上集戰國時各種富國強兵學說之大成，尤其貫徹了商鞅、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學說，力圖高效利用勞動力和土地，高度集中的政治體製又保證所有的物力、人力盡可能歸中央統一調用。一些考古學家認為，中原社會在政治體製上的集權性格，在文明起源的初期已經體現出來。文明初期的中原社會原本後進於周邊的其他文化，因為處於各大文化交流的網絡中心位置，得以兼收並蓄各文化的成果，並承受來自各方的激烈挑戰，終於後來居上。又因為其自身資源比較匱乏，中原地區自二裏頭文化以來一直朝著階序化、集中化社會發展，社會分化是隨著資源競爭中軍事首領的崛起而發生的，為了建立起新的秩序和權威，不惜動用各種資源和一些極端手段，對外仍需應付來自各方向的威脅和挑戰。曆史與考古資料證明，商、周王朝的確都是權力集中化與社會序階化的政治體。可以說中原社會在三代時期已經確立了其集權性格。[3]盡管如此，周代封建製瓦解背景下春秋戰國的激烈競爭，以及由此帶來的政治文化和製度的顛覆性變化，仍使得秦漢以下的集權帝國迥然有別於此前的“三代”，足以稱為古代東亞世界政治文明的突破。這樣一個大帝國的出現，既是華夏曆史上的大事，對與華夏直接間接毗鄰的非華夏人群，同樣具有深遠影響。春秋戰國以來逐漸擴大的華夏諸侯國與非華夏之間的實力差距，這時擴大得無比懸殊。匈奴在秦軍驅逐下退至陰山以北，甚至轉而以漠北為中心；東南和嶺南的百越人群，更輕易地被秦征服。秦祚雖短，但它的政治文明卻被漢朝以更靈活的方式繼承下來。經過漢初休養生息，以及諸侯封建勢力逐漸被削弱，到漢武帝時期，漢帝國迎來前所未有的富強。自元光二年（公元前133）伏兵馬邑開始，漢武帝連年對外用兵，持續32年（公元前133—前102）。逐匈奴，滅兩粵、朝鮮，於西南夷設郡縣，破樓蘭、姑師，甚至遠伐大宛，這些史實廣為人知，無須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