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張謇親赴杭州，會晤浙江巡撫增韞，陳述開設國會及組織責任內閣的必要性。增韞表示願與瑞澂采取同一態度。張謇又會見了湯壽潛、王清穆等人。當時有人說，從政府、社會各方麵觀之，“國不亡，無天理”。張謇覺得國民要盡到自己的責任，為國家分憂解難，回答說：“我輩尚在，而不為設一策，而坐視其亡，無人理。”[8]
湯壽潛完全同意張謇提前召開國會的意見，會談後即上疏請求。而後進京，謁見攝政王載灃，以父親年老為由，堅辭新授雲南按察使之職。11月28日上折奏陳救亡大計，其一策即為提早召開國會。寫道：“論者謂國會一開，反對中央，權益難集。臣獨以為不然”。“立憲以統一為主義，統一以集權為急務。而中央非得國會為後盾，其權旁撓於督撫，而號令有所不行，此為中國圖強之大害”。“今欲救中國之急，惟有收督撫之權而集於中央。欲集中央之權，惟有立擔負責任之內閣總理”。否則，“將永無集權之一日。總理亦人耳，如懼不克負全國之責任，則宜提前速開國會，使中央與國民直接議事”。“人民既願共負責任矣，皇上正宜因而利之，與之以參政、議法之全權，始可責其納稅當兵之義務。以內閣與國會對待，皇上可毋庸自負責任，惟不自負責任，神聖益不可犯。內亂既弭，且外交至艱危之事件，應付亦較易措手。”[9]同日，載灃改任他為江西提學使，他仍然懇辭。載灃不準，賞假兩個月，命其回籍。在請訓時，他又向載灃進言：“報紙為朝廷第一喉舌，縱有過激之處，要無不肖之心，當此外憂內禍交迫之時，萬不可有封閉報館之事，使誌士寒心，輿論不彰”。“言官為朝廷第二喉舌，朝廷尊崇言官，方是好氣象，國會未開設之前，所恃以通上下之隱者惟此，不宜過抑”。“用人當求之恬淡一流人物，方能擔任國家大事。若使躁進者濫登榮顯，則知恥有為之士必掛冠而去，甚非獎進人才之道”。“國際上之交涉，宜大權操自朝廷，萬不可輕聽外交官之邪說，使主權盡喪”。最後又毅然道：“伏懇朝廷再不可用袁世凱”。[10]回籍之後，他上折陳明父老且衰，勢難就養，懇請開去江西提學使缺，得到批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