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紀最後二三十年裏，盛宣懷創建的以電報為核心的媒介帝國，實現了清朝版圖內信息的加速運動。但是，清廷無法預料，隨著信息的加速運動，西方思想文化觀念迅速傳播，天朝大國的傳統文明開始崩潰。同時，形成了一個以帝國主義列強控製的通商口岸為主體的新的中心—邊緣的權力係統，而盛宣懷的媒介帝國就依附在帝國主義列強所建立的條約口岸權力係統之中。換言之，盛宣懷與條約口岸的帝國主義的經濟權力關係更加密切，而他與清廷的關係則相應地疏遠。這種權力關係和身份認同的變化，主要是由於新的媒介技術的引入而產生的。正如湯因比（Toynbee）在其名著《曆史研究》一書中所言：正在瓦解之中的文明將屈從於版圖遼闊的、強製推行的政治統一的國家，借以換取暫時的苟安。回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之交的中國，清朝就是要屈從於英帝國主導的帝國主義世界秩序，以換取暫時的苟安。
在來華列強中，英國在對晚清帝國的影響方麵無疑占據主導地位。英國為維持它在亞洲的統治地位，很大程度上通過大東電報公司和大北電報公司這兩家國際電報公司實現對亞洲包括中國在內的信息的交流、傳遞和控製。這一“信息帝國”的生產者是那些實地工作的人，他們觀察當地人民，測量繪製有關地域的地圖，對本土製度進行解碼，生產出新的知識體。在這些地方，“信息要麽被檢索出來立即付諸使用，要麽被分類存儲以備將來查詢。這些今天看來似乎司空見慣的程序，在19世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32]。
上海是近代中國最早進行通商的口岸之一，隨著以上海為中心的晚清電信網絡的形成，上海的影響已經遠遠超過其他幾個通商口岸。以盛宣懷、鄭觀應、經元善為代表的晚清電信帝國的實際領袖在晚清信息傳遞的現代化過程中，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至少在美國學者何偉亞（James L.Hevia）等人看來，這一信息生產過程的影響相當深遠，它生產出一個“新中國”。換言之，“歐美人1900年所思考的和所要對之發揮作用的中國，已經不是額爾金勳爵1860年曾經思考過的那個中國了。中國並不僅僅是內部發生了變化，而且通過19世紀下半葉不斷進行的文書工作，對於19世紀末的外國觀察者們來說，中國這一名稱所代表的已經不是一整套完全不同的客觀‘事實’了”[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