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是儒家意識形態主導的中國向現代民族國家過渡的轉折階段。在此轉折關頭，社會達爾文主義觀念的引入、帝國主義列強在東亞的擴張，造成中華民族的生存危機。首先感受到這一時代巨變的，就是以梁啟超為代表的開明士紳群體。這個群體率先地感受到民族主義觀念對儒家意識形態的強烈衝擊，並由此影響到他們身份認同的轉變。換言之，梁啟超所代表的晚清開明士紳群體開始將他們的身份認同轉移到對民族國家的認同上[2]，而不再是對皇權的效忠。儒家意識形態具有濃厚的精英氣質，這種精英氣質也決定了晚清中華文化的轉型是一種自上而下的轉變。具體言之，就是梁啟超所代表的上層開明士紳群體首先接受民族國家觀念，進而對下層民眾進行啟蒙，最終帶來整個中華文化的轉變。
在晚清時期正處於過渡狀態的士紳群體中，梁啟超堪稱那個時代的典型代表。1873年2月13日，梁啟超出生在廣東省新會縣（今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的茶坑村。此地處於珠江三角洲的南端，正當西江入海之衝。這裏是中國的南部邊陲小村，遠離文明中心北京城，所以梁啟超自稱為“中國極南之一島民”[3]。長期以來，廣州也是歐美勢力向中國滲透的前哨。梁啟超的出生地正是近代東西方文化的交匯地帶。特殊的時空環境造成了梁啟超成為晚清士紳群體中的先覺者，是他最先感受到中國變革的脈衝，並有意識地擔當起這個過渡時代的變革使命。1901年，亡命日本的梁啟超寫下了著名的《過渡時代論》。其文開篇說道：“今日之中國，過渡時代之中國也”。梁啟超認為，過渡時代中國的主要任務就是選擇“新政體”，以代替“愚民專製之政”。[4]這既是梁啟超所認為的過渡時代的曆史使命，也是他個人為之奮鬥不息的政治理想。具體言之，就是培養新國民，在此基礎上建設新國家。這兩個目標都離不開一個關鍵問題的解決，那就是重建人的國家身份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