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紀90年代之後，由於民族生存危機的加劇，中國的印刷媒體開始承擔新的時代使命，那就是傳播民族主義。這意味著，當時的媒介都不可避免地被時代賦予了政治意義。無論是政治媒體，還是商業媒體，都直接或間接地承擔了新的時代救亡的政治意義。時代賦予中國現代印刷業一個救亡角色。像許多早期口岸城市的報刊一樣，1897年創辦的商務印書館也具有濃厚的宗教背景。商務印書館是一個生產精神產品的現代印刷企業，它在19世紀末的應運而生，也是人類文明生活全球化的一個必然結果。
1897年，商務印書館在上海開張時，不過是一家小小的印刷廠。其最初的投資人共七位，這七個人都是基督徒，大部分是上海清心書院的學生。清心書院是美國長老會在上海辦的學校。[2]清心書院是帶有慈善性質的學校，對所招收的學生免收學費，還附設印刷工廠，名叫清心書館。該校學生可以在清心書館打工維持生計，順便學習印刷技術。美國長老會還把清心書院、清心書館與其禮拜堂——清心堂融為一體。在書院讀書的學生自然都會參加清心堂的宗教聚會，學習基督教經文。
清心堂牧師鮑哲才的子女都在清心書院讀書。他的兩個兒子鮑鹹恩與鮑鹹昌是書院的學生，兩個女兒分別嫁給了清心書院的張桂華、夏瑞芳。他們四人，聯合鮑鹹昌嶽母家的鬱厚培、美華書館的高鳳池（也是清心書院的學生）、上海電報局的沈伯曾，總共七人，籌資創辦了商務印書館。這七個人中，除沈伯曾是天主教教徒外，其餘六人全部是美國長老會的新教教友。[3]從血緣關係上看，鮑家的影響最大，七人中有五人與鮑家有姻親或者血緣關係。
作為美國長老會的教會學校，清心書院當然以傳教為其宗旨。清心書院的美國老師與中國學生相處融洽，彼此之間都有美好的印象。1891年，在清心書院任教10年的美國教師斯德勝回國。清心書院的中國同人以“中國冠服贈別”，並賦詩一首，其中曰：“雲帆東指海漫漫，攜手河梁欲別難；贈子愧無吳縞帶，還鄉共識漢衣冠”[4]。從更廣闊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清心書院所培養的鮑家子弟以及高鳳池、夏瑞芳等人，恰恰成為溝通中美文化的橋梁。他們發揮橋梁作用的平台，就是上海商務印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