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就是人類的教養員。學者隻能用道德手段影響社會。[1]
——費希特
北京大學是中國近代官辦大學的代表。在北京大學的發展曆程中，蔡元培自1917年開始主政北京大學期間，使得北京大學的學風和辦學理念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革。蔡元培曾留學德國多年，德國的高等教育模式直接影響到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改革。欲明白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改革貢獻，就需要簡單了解中國近代大學的源頭——德國大學的傳統。
歐洲近代的大學都是中世紀的產物，德國的大學也不例外。與巴黎大學、牛津大學等相比，德國的大學起步較晚，卻是後來居上。在17世紀和18世紀，德國的大學與整個歐洲的大學一樣，都陷入了危機之中。無論在政治、社會上，還是在近代科學的發展上，歐洲大學都處於邊緣地位，沒有重要的貢獻；以德國的大學為例，那時大學教授缺乏尊嚴和地位，大學生則生活方式敗壞，遭世人詬病。[2]到了19世紀初，德國的大學在“新人文主義修養理想”的影響下，發生了一場“釋放出巨大精神能量的革新”，使得大學教授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從而極大地推進了德國的大學的發展。[3]
像19世紀初德國的大學經曆一次脫胎換骨一樣，20世紀初的北京大學在蔡元培主政期間也經曆了一次洗心革麵的改革。此次改革不僅直接關乎北京大學自身的發展，就是對民國曆史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長期以來，學術界有關蔡元培與北京大學改革的研究，不絕如縷。盡管相關研究論著很豐富，但是以往的研究多聚焦在蔡元培、北京大學和新文化運動的“文化層麵”的研究上，而對於蔡元培、北京大學和新文化運動的“政治化層麵”問題，卻缺乏專門的係統性的研究。新文化運動不僅是“文化運動”，同時還是“政治運動”。學術界對蔡元培的研究之所以強調其在“教育和文化上”的影響，與長期以來新文化運動一直是作為“思想研究的主體範疇”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