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臨終之際，蔡元培有兩句重要的遺言，叫作：“學術救國，道德救國。”[5]事實上，蔡元培在23年前的1917年1月就任北大校長時，也是懷抱上述兩個“救國的使命”去改造北京大學的。蔡元培在學術上對北京大學的革新，並不理想，如民國教育家王世傑所言：“用普通教育的眼光，去評量當時的北大，北大的成就，誠然不算特別優異。”[6]但是，蔡元培在對北大的道德思想的改造方麵，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而且是他的同時代人所不能比擬的。對此，王世傑也有一番評價，他說：“從思想的革命方麵去評量北大，北大的成就，不是當時任何學校所能比擬，也不是中國曆史上任何學府能比擬的。而自蔡先生入長北大以至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十年期間，是頑固腐敗的思想和勢力極堅強普遍的時間；換句話說，也就是需要思想革命最迫切的時期。……在這十年中國，北大的師生，不斷的向這些頑固腐敗勢力進攻，摧毀無數不合理的政治思想和社會思想，給予了全國青年以一種新的頭腦新的血液。……他如果不是一個發起者，一定是一個忠實的勇敢的，始終不變的保護者。”[7]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京大學任職，發布了就職通告。在此之前的北京大學，是以“老”和“腐”而臭名遠揚的。當時在北京大學讀書的許德珩說：“當時的北大，不是大，而是老，是腐。”特別是在“腐”的方麵，北大的校風更是糟糕透頂。當時的北京，有一個廣為流傳的名詞，叫作“兩院一堂”。所謂的“兩院一堂”就是指國會眾議院、國會參議院和北京大學。說的是，北京國會議員和北大學生是北京八大胡同最受歡迎的、最重要的顧客。北大學生在“腐”的方麵，還分成兩類：上乘的腐化學生的做法是“組織同鄉會，運動做一任會長，或是幹事，借以接近學校當局，作畢業後升官的地步”；下乘的腐化學生的做法是通過“嫖、賭、唱唱舊戲”來結交人。總之，北大學生沒有“研究學問的風氣”。[8]北大學生的這種“流風餘韻”繼承了晚清時期京師大學堂的傳統。在清末的時候，京師大學堂的學生有不少達官貴族的子弟，到了民國初年，貴族子弟仍然不少。這些貴族子弟生活闊綽，飽暖思**欲，於是常去八大胡同尋花問柳。1915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的陶希聖回憶說，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八大胡同受歡迎的重要的顧客”[9]。如果說這些還隻是北大學生的事後回憶，不足為憑，那當時的北京大學又是何種景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