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長期留學德國，他對德國高等教育的成功讚不絕口。19世紀德國教育救國的成功典範，更是讓蔡元培銘記肺腑。因此，蔡元培在出任北大校長之前，已經下定決心仿造德國高等教育的經驗來改造北京大學。1916年秋天，蔡元培在給教育總長範源濂的信中，已經表達了他的辦學理念。他說：“世運日新，學風丕變，吾國教育，不能不兼容歐化，已為有識者所公認。”[34]蔡元培此處所言的“歐化教育”，其實就是仿造德國的教育模式。也就是說，蔡元培參照德國大學模式，來改革北京大學，以達到促進中國學術乃至“民族振興”的目標。[35]
蔡元培對“學術救國”和“道德救國”的自信，主要源自他對德國教育曆史經驗的認識。1917年3月15日，蔡元培在給好友汪精衛的信中，談及“昔普魯士受拿破侖**時，大學教授菲希脫（即費希特）為數次愛國之演說，改良大學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誌統一之盛業，亦發端於此”[36]。蔡元培一生三次留學德國，前後共計5年有餘。其中，蔡元培第一次（辛亥革命前）留學德國的時間最長，這次留德對“其學識及學術觀念影響也最大最深”。[37]
蔡元培對高等教育如此重視，既與他留學德國的經曆有關，也是他個人的興趣偏好所致。他自己說：“我的興趣，偏於高等教育”[38]。蔡元培的好友吳敬恒說，蔡元培“畢生最致力的是辦大學。他為什麽主張辦大學？仿佛是一個國家，隻要有大學問家出來，民族就可以之而貴，一班人即可以之而尊”[39]。德國的大學在德國崛起中的關鍵作用及其在社會中所享有的崇高地位，讓蔡元培羨慕不已。19世紀，德國史學家特奧多爾·蒙森（Theodor Mommsen）就把“大學、軍隊和關稅聯盟等量齊觀，認為它們是德國民族振興的關鍵因素”[40]。蔡元培曾經翻譯《德意誌大學之特色》一文，這篇文章的作者弗裏德裏希·包爾生（Friedrich Paulsen）就非常強調學者在德國複興中的作用。蔡元培的譯文如此寫道：“德國凡大學教授，為認真研究學問者。（此）所以定國民他日地位勢力之左券。……擴展德意誌之國運者，亦悉為大學教授”[41]。既然大學的學者對於民族的振興發揮如此重要的作用，因此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之後，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聘請有真才實學的學者擔任北大教授。蔡元培聘人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能否“以真正之國粹，喚起青年之精神”[42]。此種人選，在當時自然首推在上海主持《新青年》雜誌的陳獨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