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美國人塞繆爾·F.B.莫爾斯拍發了人類曆史上第一封電報，從此，人類曆史進入了電信傳播的新時代。該技術的出現大大加強了信息傳播對人類社會行為的影響。由此，現代人類也更深地陷入美國傳播學學者鄧肯（Duncan）所謂的“傳播困境”，即“信息傳播本能地導致人類社會衝突，但人類為了生存又無法放棄信息傳播”。[1]不管怎樣，電信技術的傳播和推廣，也造成了一個重要結果，即“人的責任意識提到了很高的程度”。如麥克盧漢所言：“他們現在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正如我們與他們的生活緊緊地糾纏在一起一樣，這可得歸究於電力時代的媒介。這是憂慮的時代，因為電力技術的內爆迫使人承擔義務並參與行動，他完全不顧及個人的任何‘觀點’。”[2]電信技術的出現使得國際交往更加密切，它在構建一個民族國家的共同體時，也在構建一個國際秩序的共同體。
近年來，近代中國的“國際化”問題已逐漸引起學界的關注，但多側重於研究對外關係領域中的某些曆史事件，而忽略了對晚清民國政府在國際宣傳方麵的深入研究。[3]事實上，清末民初的中國政府重視國際宣傳意味著對自身國際形象的重視，是國家認同意識增強的重要體現，探討此問題有助於理解近代中國在國際化進程中的複雜遭遇，也有助於理解時人是如何理解“誰是中國人”這一國家身份認同問題的。本文擬探討的問題是，電信如何影響清末民初的中國對外交往方式，以及當時的國際宣傳政策又是如何製定的。
一、電信“縮小時空”與對外宣傳的初步嚐試
新的傳播方式構建新的社會秩序。自19世紀60年代以來，在西方列強的催逼下，晚清政府開始緩慢地接受電報這一新技術，如總理衙門指出，“其意倡於俄，而英法繼之，一國揚其波，眾國遂隨其流”[4]。1877年6月，北洋大臣李鴻章創辦中國第一條電報線——津衙線。[5]其後，電報通信逐步地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1883年11月，赫德在給同僚金登幹（James Duncan Campbell）的信中指出，晚清政府引進電報等新事物，“雖然有些像在破爛的外表上打上補丁，但它們總有一天會伸向內部，一旦到達那裏，它們就會獲得新生命，並且像酵母那樣再向外發酵，從而改變廣大群眾的性格，產生出前途雄偉的中華”[6]。晚清國人也是按照這種新的傳播方式理解外部世界的。當電報真正成為晚清國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時，一個新的社會秩序也就隱然形成了，如何偉亞所言，“歐美人1900年所思考的和所要對之發揮作用的中國，已經不是額爾金勳爵1860年曾經思考過的那個中國了。中國並不僅僅是內部發生了變化，而且通過19世紀下半葉不斷進行的文書工作，對於19世紀末的外國觀察者們來說，中國這一名稱所代表的已經是一整套完全不同的客觀‘事實’了”[7]。